【摘要】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与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无论从高端制造还是从低端制造看，无形中都会产生各种经济摩擦。面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焦虑感”，美国不断地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摩擦经济”环境对中国制造业影响是全方位的，“摩擦经济”的焦点在于制造业之争，而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意在牵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面对制造业发展的摩擦困扰与发展困境，中国制造业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自身大而不强的现实，加快转型升级，在战略规划、政策支持、企业运营等层面强化制造业品质革命，强固好中国制造的“肌体”。
【关键词】摩擦经济 中国制造业 竞争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2.021
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兴起及中国制造业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把国家发展战略重新聚焦于先进制造业领域，加大了对本国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世界处于大国博弈加剧、国际贸易秩序重塑的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进入一个新的爆发期。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国际贸易摩擦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全球经济发展表现出愈来愈明显的“摩擦经济”样态。而美国为确保全球的制造主导地位，不断通过技术、贸易、情报等多种手段对中国制造业进行干扰、限制和封锁，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深，引发全球经济震荡。[1]当前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制造业如何突围，需要从全球布局和自身等方面积极应对。
“摩擦经济”的聚焦点在于制造业之争
摩擦经济背景下制造业被作为各国重新审视竞争关系的重要“棋子”。中国制造正在变大。从2010年至2016年，制造业总产出超越德国、日本、美国仅仅用了5年多时间，由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比重不足1/10提高到1/3以上，巨大的市场份额不仅意味着独特的竞争优势，其“市场权重”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与此比较，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却在逐年下降。对于美国来说，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衰减已是事实，产业中低端环节在全球化中转移和外包已使其制造业出现“空心化”;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正在变强，中低端品种更丰富，而高端产品也在不断寻求品质突破，以高铁、电信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优势显著增强，半导体、芯片等一批核心技术让中国在高精尖制造领域站稳脚跟，加速迈向制造强国。随着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中国在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差距。从中国出口结构分析也可以发现，2015年以来，我国的中端产品如机电类已经取代纺织服装类低端产品占据出口结构的第一大项，占比达46%，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也逐年增长，现已超过了美国，占比达到25%，而美国这一比例已经不足20%。
中国制造正在变强，但也不得不面对贸易摩擦案件增多的现实。从案件类型分析，又以遭受反倾销调查为最多。2018年，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与上年同期相比，案件的數量和金额分别增长了38%和108%;中国产品共遭遇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01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29起，涉案金额总计324亿元;[3]从行业看，最受影响的集中在钢铁、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机电、化工等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企业;从国别来看，美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最多。
贸易保护措施看似针对的是产品，实际上受到打击的却是涉案的整个行业。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开始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问题，中美比较和竞争成为讨论的热点，中美关系逐渐被解读成全面的竞争关系。2017年，美国把中国定位于“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对中国“赶超”心生惧怕;其中，美国频繁挑起经济摩擦也就折射出了这种关系的定位，而中国制造业首当其冲。由于中国对美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再加上经济下滑及失业率上升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纠纷无可避免地加剧，贸易摩擦点也将从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演变成人民币汇率问题、国内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较量，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大到新兴行业。由经济摩擦到国际话语权，已超越经济贸易范畴，美国以美国优先、保护就业、贸易逆差、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等为借口，从传统贸易到投资限制，大兴保护主义，目标直指中国制造业，其所产生的引导和示范效应，已成为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和损害全球经济稳定的负面力量。[4]
新兴经济体的同质化竞争导致与中国贸易摩擦增多。基于成本考虑，世界工厂开始向生产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转移。印度作为金砖国家，也在积极吸纳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很多国际企业把工厂设立在印度;而从2017年贸易摩擦国别来看，印度成为对我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就不意外了。凭借低廉劳动力成本，越南也在吸引全球制造业的转移，特别是承接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中国虽然在制造业增加值上居全球第一，但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世界工厂”，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在低端产业产品上并无优势，与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同质化竞争在凸显。随之而来的是，近年来不仅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壁垒，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在呈增长态势，国际贸易摩擦的国别和地区日益多元化。近5年来，我国所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量一直在高位徘徊，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占比正在超过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同质化竞争正在导致贸易摩擦增多。
美国挑起中美经济摩擦旨在牵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随着中美之间贸易结构的变化，贸易关系在由互补性演变成竞争性。从服装鞋帽到高铁电信，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正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等高附加值产品，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端类产品如机电、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比重却在逐年下降。2018年以来，从美国多次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产品领域看，包括高铁设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力装备、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设备等产品，多是来自“中国制造2025”规划范围。随着中国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而言，互补性更弱了，竞争性更强了。而对中国新兴产业崛起的焦虑，开始使美国把矛头指向“中国制造2025”。美国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在于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会导致美在高技术领域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体系被打破。因此，美国极力限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让，以阻断中国获得西方科技创新成果的通道，从而切断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路径。美国所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就是使中国高端制造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牵制，毕竟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仍以中低端产业为主，高端制造领域还在成长之中。由此看来，当前中美经贸摩擦主要集中在高技术行业，摩擦和冲突的焦点也在于高端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之争，为振兴制造业和找回高端制造业主导地位，美国会动用关税、技术转让以及相关投资限制等多种手段，来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这样的经济摩擦不会短时消除，它将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也更具有复杂性。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与经济摩擦困扰
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实施贸易壁垒，围堵我国中高端制造业，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利用成本优势追赶我国制造业，这就是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困境。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2.0”阶段，“工业3.0”还有待普及，虽然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近27%，成为制造业产出最大国，但总体上大而不强。从价值链布局看，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低下是突出问题;主要出口产品位于价值链下游。随着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土地、环境等成本增加，自2008年以来，行业竞争力排名出現下降。从制造业贡献的利润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制造业仍然以重工业和轻工业为主，营收利润率最高的是建筑和农业机械业，排名第二的是纺织业，而科技含量水平较高的设备制造领域占比仅为26%;在很多制造行业，中国制造占领的只是低端市场，而盈利丰厚的高端市场却被国外厂商所垄断。当前的情态是，发达国家制造振兴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5]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技术创新是决定制造业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研发费用投入过低，会导致新产品开发速度缓慢。而长期粗放型发展将导致制造业利润偏低、竞争力低下，而必然形成恶性循环，反过来导致企业不愿或不敢加大研发投入。由此不难理解，装备制造业成为美国涉华调查的重点领域，中美贸易战打的不是贸易逆差，是科技和知识产权。[6]近年来美国借助“301调查”挑起新一轮贸易摩擦，涉及进口规模越来越大，经贸摩擦引发谈判的级别、次数、频率前所未有，双边谈判涉及议题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调查的目标更多针对中国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这些一是基于战略竞争的担优，二是基于中国高端制造产品核心竞争力仍不够强，如果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至高的市场位置，恐怕经济摩擦将以中国制造执牛耳，以中国标准为标准，会因中国产品强而减少摩擦。而大量的低端制造向新兴发展经济体的转移，在我国制造业没有跳出传统产业布局的情况下，同质化国际竞争也必然导致经济摩擦的增多。
应对之策：中国制造要强化制造业品质革命
摩擦经济背景下，用对等、精准的还击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固然能够捍卫暂时的利益，但根本上还是需要做好自身，强固中国制造的“肌体”。当前中国制造业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大而不强”，核心技术缺乏，产品附加值不高，制造业产品同质化程度严重，所带来的是市场竞争力弱化，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往往导致经济摩擦不断。随着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各类贸易保护措施将更具有隐蔽性、合理性，必将对制造业产生冲击，倒逼中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
在战略规划层面，要不断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实质是对先进制造业的争夺，包括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摩擦也是与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的主导模式有关。要解决制造业发展中的摩擦困扰，唯有走先进制造业之路，这也是中国实体经济的根基，而实施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关键。中国制造业只有加快标准化、专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向产业链上游进军，才能真正走出经济摩擦困扰。应重整产业链，由微笑曲线的中间向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强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二是突出新兴产业的培育，加快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转型。大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要调整产业架构，在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上要有全面突破。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带动高端制造业崛起。
在政策支持层面，要优化制造业经营环境。近年来美国政府所出台的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其外溢效应已经在振兴制造业上显现出来。中国要在优化实体经济经营环境上下足功夫，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及优化服务更好吸引外来投资和留住本国投资;应通过落实产业政策、完善制度环境和强化财政支持等手段，解决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此，要以“中国制造2025”为抓手，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调机制;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支持的撬动作用，实施精准施策、精准支持，提升政策支持效率和效果。
在企业运营层面，要打造创新型现代制造业。成本增加和核心技术缺失成为“中国制造”两大痛点，是制约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企业需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要走内涵型、精细化发展之路，关键的基础来自于内部人员素质的提升和体系的不断完善。要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做文章，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基于此，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围绕先进制造技术构建政府、大学、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系统协同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技术是品质领先的保证，领先的品牌企业都是坚持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培育技术能力、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来追求技术领先战略的。但仅仅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要突破中国制造的瓶颈，必须使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协同推进，通过管理创新形成全流程、全企业、全社会的卓越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奠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方面激励相容的持续改善中国制造品质的制度基础。通过各主体之间紧密合作，达成利益共同关注和资源投入，形成完整技术创新链条。当然企业也要舍得投入，做知识技术创新的积累，而有了核心技术，才会有高质量过硬产品，而这样的产品也一定能够在关键竞争市场上确立自己的权威标准，这种标准能更好提高在国际贸易摩擦中的话语权。
注释：
[1]郭言：《美升级经贸摩擦必将累及全球经济》，《经济日报》，2019年5月22日。
[2]姚洋、邹静娴：《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
[3]杨琳：《贸易摩擦演进及其对中美经济的影响》，《新金融》，2018年第5期。
[4]张亚雄、李继峰：《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模型测算》，《中国经贸导刊》，2018年第13期。
[5]马建堂：《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制造强国建设》，《中国中小企业》，2019年第3期。
[6]单晓光：《中美贸易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9月上。
责 编∕赵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