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目前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创办现代大学的这120年间，中国大学史上经历了六个关键时刻：1905年的废除科举，1919年的学生运动，1937年的大学内迁，1952年的院系调整，1977年的恢复高考，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中国高等教育如要在未来有开拓性发展，需认真反思这些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关键时刻，在深入反思和自我反省中不断砥砺前行。
关 键 词 现代中国大学 历史 传说 精神
作 者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大学”是个高雅、时尚但又平易近人的话题，谁都想说，谁都能说上几句;但要真想说好、说透，还真不容易。开口之前，先说三句闲话，以确立讨论的前提。
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3000年的“大学”和100多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目前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地道的舶来品。因此，谈北京大学的起源，不该从西汉说起;谈原中央大学的故事，不该从南朝说起;谈湖南大学的校史，也不该溯源到北宋的岳麓书院。这一点，目前学界及教育主管部门已基本达成共识。
第二，校史溯源须实事求是，对于具体的大学来说，并非推得越前越好。值得高兴的是，我先后就读的两所大学都能固执己见，屹立不动。北京大学咬住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推到京师同文馆成立的1862年——后者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中山大学以1924年孙中山手创国立广东大学为起点，只在溯源时谈及此大学乃由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05）、广东公立法科大学（1905）以及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09）、广东公立医科大学（1909）合并而成。相对于欧美诸多老大学，中国大学虽年轻，但有志气，只要努力，总有一天能赶上并超越对方。因此，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将校史前移。最近这些年，若干大学借重修校史而不断地花样翻新，我以为此风不可长。
第三，为什么要阅读大学？几年前，我曾专门分辨“上大学”与“读大学”的差异，主张“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1]。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史”“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是每个在校念书或工作的朋友都应该多少关心的话题。
暂时搁置校史溯源方面的争议，就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创办现代大学的这120年间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为求简单明快，这里选用六个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关键时刻”来加以描述。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事件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十分深远，但更适合于在政治史上论述，这里从略，比如“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本文讨论的现代中国大学史上的六个关键时刻，包括1905年的废除科举、1919年的学生运动、1937年的大学内迁、1952年的院系调整、1977年的恢复高考、1998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
废除科举的功绩
科举制度的弊端，此前多有揭露与批评;但真正的变革，不能不从戊戌变法说起。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召集军机全堂，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不只光绪皇帝之“改革宣言”着重谈教育，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总共上了37封奏折，其中三分之一涉及废八股、兴学校、派留学、选人才。称戊戌变法乃是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当不为过。这是因为，晚清士人普遍相信，教育落后乃中国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百日维新虽然以流血告终，可康梁等人主张的新政实际上仍在悄悄实行，废科举、开学堂更是大势所趋。1901年张之洞等奏请“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2];1903年张百熙等奏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3];到1905年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疏入，奉上谕：“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至此，自隋代开始，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20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其实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
为什么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必须落实在废除科举，袁世凯等人1905年奏请立停科举折说得很实在，也很清楚：“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因此，“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5]。废除科举的上谕发布不久，严复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称：“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6]此举关系重大，当初虽不无抱怨，但反抗力量其实很小，因为从封疆大吏到维新志士，大都予以认同。
这里引三位阅历、立场及趣味不太一样的重要人物——章太炎、林纾、严复——看他们如何谈论废科举、开学堂。1906年，章太炎作《与王鹤鸣书》，从早年的攻击科举，一转而为挑剔学校的诸多弊病：“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此时俗所数称道者。远睹商、周，外观欧、美，则是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7]这里所批评的，不是学校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优劣，而是因其得到朝廷的提倡而可能成为新的利禄之途。终其一生，章太炎坚持在野立场，对“暴政”与“利禄”对学术的双重摧残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对朝廷兴学的诚意及效果抱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认准“学在民间”的章太炎[8]，其批评兴学堂，并不意味着对科举制度有所迷恋。
五四时期与新文化人直接冲撞的林纾，在晚清可是坚定的维新志士。1907年，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称：“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在林纾看来，只有学生们愿意攻读实业，才是国家之福。因此，“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9]。可让林纾意想不到的是，正因新式学堂日渐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反过来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