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科举停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而肇兴于晚清上海的书业革命，引发了印刷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促成了思想与商业、启蒙与生意的多元复杂互动。学制改革与印刷业的根本转型，这两个事件交逢在近代“中”“西”“新”“旧”世道迁折的时局中，两者并非引发与被引发的单一因果关系。技术与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变是真正将这些思想变局实现并固定下来的本质性力量。书业革命，正是这样的一个“枢机”——承载了、呈现出思想与市场、制度与技术变迁之间繁复而又具体的轨迹。
关键词： 废科举;晚清;印刷革命;书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12-0130-16
科举停废是晚清中国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性大事件，学界相关研究已很多。与废科及近代新学问题相关联，对晚清出版、印刷业的研究也很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制度改革、技术革命与文化转型的互动中，讨论科举制度与书业革命关系的，尚鲜见。关于石印业，历来的研究都强调废科举导致石印衰落乃至终结，但废科与书业变迁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其中的多重原因，尚无有力论证。另外，从四堡、建阳到上海，出版中心的空间位移也不仅是一个出版史的问题，此前的成果基本停留在对出版机构、出版类目的具体研究层面，缺乏一种综合的整理与说明 ① 。
因此，本文着重讨论书业 与科举改章、停废的互动关系：废科事件怎样从政令、从教育取仕一隅扩散至社会，学制变迁如何与印刷、阅读乃至整个士林风习蟺变交互影响，旧书业如何在制度、技术与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式微、更递，上海取代传统时代的印刷重镇，成为新式出版业的中心，空间位移中又包含许多繁复的经济因素。以书业为窗口，探讨此一时代之学术与公共舆论、书籍与市场、知识与生意，包括技术革命与知识形态变迁的贯连，这是思想史的另一种研究路径;主旨，则是在制度改革与技术革命的脉络中，整理、分析晚清中国的文化潮动，勾勒思想变动时代那些更细微和更本质的东西。
一、“印刷为之枢机”
印刷与教育的关系，是晚清时论中至为常见且一论再论的话题。1898年8月《申报》上有题为《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的论说：“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所以，除传统必读之书，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而《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更应“次第阅识”，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以清纹理”。 经济文章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士人更新阅读的需要成为转型出版业的内在动力。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对晚清的革新运动与出版业的关系有过明确归纳：
我們现在谈到科举的废除，学校的创设，不能不归功于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有此成绩，我们却又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出版业。
商务印书馆的庄俞也有类似说法：“戊戌变法之议兴，国人宣传刊物日繁，学校制度既定，复须新课本以资用，胥赖印刷为之枢机。”书籍是知识与思想的载体，而出版则成为启蒙与革新的重要媒介。“枢机”一词是精准的概括。新书业昌隆首先启之于朝廷改革科举的制度性变更，但另一方面，更多读书人投身于出版业，加上书商的配合，书业发挥的媒介作用为晚清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能并创造了基础。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以报刊阅读为例，据姚公鹤回忆，中国刚刚出现报纸的时候，每天发行之报，不过数百份，“社会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报刊的阅读和传播还是很窄的，只是少数绅士、商人的消遣品。那时候的报纸发行主要就是集中在上海，少量的外埠订阅托信局邮寄，本埠则雇专人发送，有将报纸免费赠与商家，“然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送报之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 载宋原放主编、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可见，报刊阅读在彼时不惟不普及，尚且是等而下之的。1901年科举改革正式启动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学堂时代，学习声光化电，肄习师范、法政，并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从制度上为西学传播扫清障碍。如马叙伦所言，庚子丧乱后，国人盛谈新学，“诟旧学如寇仇，斥古书为陈腐” 。出版业亦因此而迎来更新良机，并在更新中快速走向繁荣。《时务报》经理汪康年说，自科场变后，来购者纷纷 。沪上各报也在改试策论以后开始大销：
当戊戌四、五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侔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
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这固然是批评之论，但也说明，改试策论使得报刊成为应科考者必要的参考文本。《张棡日记》也记录了变法后书报销售大增的情形：
此次变法，与戊戌迥然不同。两宫一心，专心兴学，书院改学堂，科举重策论，翰林加甄别，宗室派游历，八旗官学变章程，八股永无再兴之日矣。京官稍有才学志趣者，争阅新书，将来衡文之选，皆出其中。沪上书报，销售之广，过于往年不止百倍。……若人自购报，家自置书，焉得有此力量？为体恤寒士计，于彼乎，于此乎，此事理之万万不可中止者也。
1901年《申报》上登载《振兴新学宜严杜邪说议》一文，政变后被视为“逆”的康、梁学说亦在报章间大行其道，成为书贾“射利”之工具：
明诏迭颁，此后科场一律废八股而试时务策论，一时各省书估争选，刊讲求时务之书，主持选政者学识未必兼长，且每以速成为贵，势不免拉杂敷衍，踳驳支离，就余所知，有将康逆所著《日本书目志》、梁逆所著《读西学书法》以及《时务报》、《湘学报》更易其名，翻印射利者，有将各报中或排斥康梁或阿附康梁诸论说，不顾以矛刺盾，贪多务得，并付石印，以冀风行者，阅者苟无成竹在胸，则欲求学问之翻新，或反被奇袤所蛊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