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个话剧迷,那是在抗战时期。
我成为话剧迷,有两个缘故。第一,话剧充满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爱国青少年正需要它。第二,我1938年从广州逃难到上海,说一口广州话。而我当时从事语文工作,需要学会普通话,看话剧学普通话,正合适。
让我看后感到万分激动的一出话剧是《明末遗恨》,地点是在如今的延安中路成都路附近的璇宫剧场(现已拆除)。该剧编剧是阿英,原名《碧血花》,由著名演员唐若青主演,讲述了明末抗清女英雄葛嫩娘的故事。该剧后来拍成电影,由顾兰君主演,片名就叫《葛嫩娘》。在璇宫剧场,我还看过《原野》,对女主角孙景璐的演艺佩服之至。她是乔奇的夫人,后来也成为我的老友。我曾对乔奇说,我一直是孙景璐的“粉丝”。
由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在复兴中路上的辣斐剧场长期演出。他们上演一个戏,我就看一个戏。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夏衍和于伶创作的反映孤岛生活和进步青年抗日的戏,如《一年间》、《夜上海》等。上海剧艺社的演员阵容很强,有石挥、韩非、穆宏、沙莉、英子等,他们后来进入电影界,名气就更大了。
说起石挥,我第一次看他的戏是在南京路西藏路的皇后剧场。那是一次义演,石挥出演高尔斯华绥的独幕剧《最先与最后》,他扮演的是一个外国人。我乍一看真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呢,印象深极了,也好极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剧艺社不复存在。美国影片也被禁,许多电影院空了出来,话剧和一些地方戏纷纷进入大戏院。黄佐临领导的苦干剧团进入“卡尔登”后,观众更多,话剧的影响更大了。《大马戏团》的演出就轰动一时。
《大马戏团》是根据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吃耳光的人》改编的。此时观众对话剧的需求很大,创作来不及,因此许多戏是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如名噪一时的《甜姐儿》,改编自法国剧本《巧克力姑娘》。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热衷于阅读中外剧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很多外国剧本,我几乎都看过。我觉得,剧本作为文艺读物,十分值得一读。不过,我最爱读的是曹禺、老舍的剧本,一边读着,一边就可以想象舞台上的演出。我很疑惑,上海近年来舞台上演出话剧不少,却很少有剧本出版,实在可惜。我以为,舞台演出多而剧本发表少,恐怕不利于话剧的影响和流传。
读了许多剧本以后,我竟动手写起剧本来。
我根据左拉的小说《酒馆》(又名《屠场》)写了一个剧本。故事讲的是一位工人由于失业,心情郁闷,终日酗酒,毁掉一生。这样的事,我在现实中就看到过。我还用我父亲的口头禅“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作为该剧的题词。我的好友、语文专家倪海曙看了我的剧本,大为满意,但他嫌我广州话太多,于是给我改了一遍。我的雷士德学长王垂礽,当时正在圣约翰读书,他把我的剧本要去,准备给圣约翰话剧团演出。不料他家发生火灾,我的剧本被付之一炬,烧掉了。我的话剧瘾,就此结束。
我的话剧爱好,给了我很大好处。解放后,我翻译了《雪女王》、《小白兔》、《十二个月》等好几个儿童剧,都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