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搞飞船必须要组织起一支人才队伍。92年飞船工程启动之际，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之时。本来航天系统是有一定人才储备的，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下海”热、“出国”热，很多大学生不仅不愿到航天部工作，而且来了之后，很快又离开了。于是航天部人才大量流失，“肥水外流”的趋势越演越烈。当时航天部曾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在某名牌大学的毕业晚会上，当几个女生问到一个男生分配到什么单位时，这个男生捶胸顿足，一脸苦相，说，我可惨了，我可惨了！几个女生忙问怎么惨了？这个男生说，我被分到航天部去啦！
的确，当时不仅新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不愿来航天部工作，就是现有的年轻骨干也纷纷出走，另谋生路——有的出国，有的跳槽，有的改行。有一个单位，第一批去的20多个研究生先后走完，一个不剩。后来连本科生也留不住了，每年都要走掉50多个；甚至摩托罗拉公司的大轿车都开到了中国火箭研究院的门口，每天等着把人才拉走！而原有的科技队伍中，老的老，病的病，退的退，即便能在岗位上干活的，也多为66年或67年毕业的大学生。于是一时间里，航天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航天事业如此壮美伟大，人才为什么会要离开呢？
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活待遇差。生活待遇主要是指工资和住房。应该说，中国航天人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与社会上其他一些单位相比，无论是工资还是住房待遇，在全国都是上等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还有一点优越感。因为他们生活上靠国家拨专款养活，精神上靠国家荣誉支撑。但后来和社会上相比，就不行了，有的单位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比如，在８０年代初，有的单位几千个单身汉，每天中午吃饭时，长长的队伍排到食堂门口，比赶集还要热闹；有的单位科研人员和职工一万多人，却只有一个洗澡堂，还常常不能正常供水！尤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航天部提出了“转轨变型”的方针，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试验轨道转向商品轨道；从军用产品转向民用产品；从依赖皇粮变为服从市场。于是航天工业从此脱离计划经济，跨入市场经济，航天人再次陷入任务不足、经费不够的困境之中；不仅一般的项目不再享受国家专款的待遇，甚至连造火箭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得自己想法贷款，背着债务去干。因此在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初的航天系统，曾流传这样几句顺口溜：
五十年代戴着“帽子”搞导弹
六十年代饿着肚子搞飞船
七十年代举着“宝书”搞卫星
八十年代背着债务搞火箭
比如，后来用于发射“神舟5号”飞船的“长二捆”火箭，在最初研制的时候，火箭研究院就曾经向银行贷款２０００多万元！还有，中国发射国外的商业卫星，在老百姓看来，航天系统肯定赚了大钱，航天人的腰包也肯定早就塞满。可事实上呢？除去成本和劳务外，赚的外汇几乎所剩无几，最后分到相关航天人手中的人民币，不过百十来块钱。难怪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句很著名的流行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而用航天人自己的话来说，航天系统是“看起来热闹，听起来感动，说起来光荣。”实际上却是“马粪表面光，里边一团糠”。
就拿工资来说，在８０年代，一般科技人员且不讲，研究生每月工资才八九十元，加上其它补助，不过几百元，甚至连一些在国际上都著名的大专家，薪水也少得可怜。比如，发射“神舟五号”飞船的首任火箭总师王德臣，我曾亲自当面询问过他的工资情况：1992年，王德臣的基本工资100多元；１９９９年，基本工资360元，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补助，每月1500元。至于那些为中国航天事业拼搏了一辈子退下来的老专家，每月把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过１０００元左右。而在国外，像王德臣这样的大专家，月薪大约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0万元；一般本科生，月薪大约也是6000美元，折合人民币5万元！。即便当时在中国的外企公司，本科生一月薪水也是四五千。因此，年轻人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和结果后，想留也留不住。
对此，戚发韧深有感慨，他说，我本来带了两个博士生，两个人在国际学术会上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搞飞船时，两个人都走了。为什么？穷！有一个博士生家里四口人，父亲、母亲和姐姐，一家人都在东北一家企业里上班，可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后来全下岗了。全家人从小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这个博士生上了学，希望他能为家里带来生存的转机。他却没做到，不是不想做到，而是实在做不到。他一毕业就到航天部，本打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航天，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航天，可他有这份心，现实却没这份情，他拼命干工作，也干出了成绩，但每月所获得的工资却养不活他全家。无奈之下，他只好走了。
而另一个博士生离开戚发轫的原因，是因为到航天部好几年了，却一直没房子。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初的航天系统，别说年轻人结了婚没房住，只能自己到外面租房住，就是一些为航天事业贡献了几十年的专家，住房也同样紧张。比如有的是50年代的老专家了，已经三代同堂，仍然只能挤在一套两居室的小房里；甚至有的专家直至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也依然挤在一件狭小简陋的小房里。有一位专家，全家四五口人，长年挤在一间大约九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厨房，就在门口搞一个蜂窝煤炉子，来往的人要通过过道，只有侧着身子挤过去。尤其是夏天，每次做饭炒菜，烟熏火燎，那个热呀，热得浑身汗水湿透！但没有办法，只有一天天地熬着。所以离开戚发轫的这位博士生说，哪儿都是为国家做贡献，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航天系统干呢？既然这儿待遇差，我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呢？我虽然无力改变现实，却有选择现实的权利。于是，这位博士生去了一家外企单位，不仅有了房子，而且工资一月七八千，比在航天部多了好几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年轻人当时感到在航天系统干没什么发展前途。在航天系统，充当顶梁柱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50年代从美国、苏联留学回国的老专家；其次是“文革”前毕业的一批大学生。由于“文革”十年，导致整整一代人断档，这些专家虽然年事已高——一般都在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却仍然占据着主导位置。所以年轻人深感航天系统“老专家太多”，要想有出头之日，不知熬到什么时候，即便像戚发轫那样熬白了头，机会未必一定就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加之当时中国航天很不景气，载人航天工程论证了六七年，也迟迟未见结果；等后来正式批准下来了，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因为这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较之上一辈航天人，在思想意识、生活观念、人生哲学以及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上一辈航天人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民族，是集体，个人利益从来不考虑，或者说几乎不考虑。尤其“文革”时期，政治压倒一切，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是上刀上下火海，也在所不辞，而且绝对心甘情愿。可时代变了，世界变了，这一代年轻人也跟着变了。他们的人生变得很实际，生活变得很实在，既不可能像老一辈航天人一样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会再生活在虚构的梦幻和红色的理想之中，对诸如“模范”、“标兵”、“先进”等政治荣誉，更不感兴趣。作为一个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生存，是发展，比如吃饭、穿衣、住宿，还有谈婚论嫁，生儿育女，赡养父母，个人前途，等等。所以当这些正常的、起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便选择离开。因为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后来随着载人航天工程的启动，加之航天部采取了多种措施，才渐渐稳住并壮大了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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