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得到空前觉醒。他们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详细论证，形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大中华民族观。
【关键词】30年代 知识分子 中华民族观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以武力占领中国的领土，而且篡改历史，歪曲事实，以文化手段为其侵略中国作理论支撑。同时，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以“民族自决”为借口，竭力制造各种矛盾和事端，煽动民族分离情绪，企图利用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分裂中国的图谋，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得到空前觉醒，促使他们自觉担负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理论的历史重任。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知识学人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详细论证，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大中华民族观。
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意识上认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
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强烈地刺激了知识分子的国家领土主权意识。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东北历史上非中国的领土”之谬论开始，知识分子就积极地展开了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斗争。为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之谬误，增进国人对东北史实之认识，史学界的知识学人“尽其所能”，自觉担负起了历史研究的重任。1932年11月，傅斯年召集史学界同人撰写《东北史纲》一书，书共分五卷，分别为古代之东北、隋至元末之东北、明清之东北、清代东北之管制及移民、东北之外交，试图以丰富的史料，详细的论证，充分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935年，日本又炮制“长城以北非中国”的谬论，竭力制造南北矛盾，离间南北关系，阴谋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使华北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傅斯年又当即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北方人民与国难》等文。他高呼：“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本是一体”，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意志。每当民族不幸发生政治之分裂时，“人民感觉无限痛苦，所渴望者，只是天下一统。未统一时，梦想统一；既一统时，庆幸一统；一统受迫害时，便表示无限的愤慨。”他告诫国人，“所谓要求自治，是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阴谋”，有识人民应以国家民族的立场，对于那种伪造民意，扰乱人心的各种阴谋和背叛国家的败类，从严防范，尽法惩治。①为此，傅斯年极力呼吁南北团结。
胡适也发文指出，华北“自治”并非华北人民的要求，而是日帝和汉奸“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要反对一切谬说。②翁文灏也发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呼声。③还有一些学人从地理学的研究中证明，“我们祖国是位于完整的大陆而保持统一的形势”，提出“我们要拥护国家主权，反对领土分裂，不仅是民族意识的伟大情感，也是学理研究当然的结论。”④可见，知识学人在反驳帝国主义谬论及阴谋的斗争中蕴含着强烈的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识，从而使他们能够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高度，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上认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中华民族被割裂的危机，也强烈地刺激了知识分子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更为理性地认识到中国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唇亡齿寒”的关系，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少数民族和中国边疆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人，积极从事地理沿革史以及边疆史地的研究工作，试图从地理和历史不可分割的关联中去深刻论证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唤起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首先，从地理沿革史的研究中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1934年，顾颉刚等组织创办了禹贡学会以及《禹贡》半月刊，积极推动民族历史地理及边疆沿革史的研究。在《禹贡》发刊词中，顾颉刚首先阐述了历史与地理二者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自然地理有变迁，政治区划也有变迁。同名异实的既很多，异名同实的也不少，如果不明白这些变迁，就到处都成了‘张冠李戴’的笑柄。”⑤他特别指出了中国人在地理观念上存在的错误，特别是对“中国本部”一词的误用，强调“本部”一词实是“东邻日本蓄意侵略我们”所造，是为“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因此，为了帮助国人形成正确的地理观念，使他们了解“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必须要对地理沿革史进行深入研究，使历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可见，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禹贡派学人，从事地理沿革史的研究，其目的是要从地理变迁的历史中，使国人更深刻的了解中华民族演变的历史，以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其次，从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中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随着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理论的大势宣扬，学人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愈加凸显了学术救国的动机和目的。1936年，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理论的实质。他指出：“今日制我死命之日本”，“掠夺我东四省，扰乱我华北，进窥我蒙古”，此类侵略之行动背后，“都有多年建筑下之侵略理论为其根基”，这些理论“专为伪国歌功颂德，期以消失我人民之民族意识。”“凡世所称之文化侵略，求之日本，无不备焉。”他悲叹于“日本全国对中国研究之团体之多，以及研究方面之广”，反观我国“不但不能知人，且不能知己乎！”⑥因此，他希望知识学人能够通过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深刻论证边疆与内地从古至今就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借此强烈呼吁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⑦
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专门创办了《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大大推动了边疆研究的热潮，学人所研究之边疆问题包括东北问题、内蒙古问题、新疆问题、青海问题、康藏问题、滇缅问题等，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边疆属地。1939年，面临日益严峻的西南边疆危机，顾颉刚又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社会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汉人和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要“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⑧可见，顾颉刚等学人倡导边疆史地研究就是为了呼吁国人关注边疆地区，深刻认识到边疆与内地之间互相依存、共生共存的内在联系，以增强内地人民和边疆地区人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团结意识，从而培养起国人的“大中华民族观”，凝聚抵制帝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反对民族分裂运动，蕴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
从民族认同意识上认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利用“民族自决”原则，策划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运动的险恶用心，知识界对“民族自决”原则也展开了讨论，并对“什么是民族”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着重从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上来认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反对一切以破坏民族整体性为目的的“民族自决”。
1934年，刊载在《新生》杂志上的一篇短文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决原则的欺骗性。文中写道：“民族自决这口号是威尔逊提出来的，即民族是否要成为独立的国家或要属于任何国家，皆由该民族自决。但这口号当时是为了要把德奥两国的势力削小，从德奥分出许多独立民族来，被压迫民族真的要自决独立是不准的。因为民族自决这口号从资本主义国家喊出来，多少是带着点儿欺骗性质的。”⑨可见，在中华民族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急局势下，“民族自决”原则与“中华民族整个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矛盾，如何来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如何消除“民族自决”原则的消极影响，唤起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时人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识学人大多把这个问题的症结归结于对“民族”一词的泛用或滥用，以及对“民族”含义认识的模糊上，如有人提出，如对民族抱着一种错误的见解，“这种见解要提倡起来，恐怕不但不能实现唤起民众一致团结的效果，反有促内部分裂的危险”⑩，从而促使知识学人对“民族”一词的含义及使用进行了探讨。
如齐思和认为，了解“民族”的真意首先应区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种族与民族是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种族的构成是基于血统。而于民族的构成，血统仅是一个条件，此外还有语言、风俗习惯、历史背景、民族情绪等其他因素。民族不就是种族，一个民族中往往包含着许多不同的种族。”在他看来，将中国民族分成汉、满、蒙、回、藏、苗六种是就种族而言，并非民族，诸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接触同化，都已不是纯粹的种族了，“实际上中国人都是属于一个民族”，中国民族是由多个种族混合而成的一个大民族。因此，他强调，不能以“民族”之称谓来称呼“满、蒙、回、藏、苗”等种族，如果混淆，则有“促中国内部分裂的危险”。就民族的内涵而言，他赞同西方现代学者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的情绪的人群”。他认为，民族意识是构成民族最重要的条件，“这种情绪的形成，内部的原因是由于共同历史的背景，共同忧患的经验，和共同光荣耻辱的追忆，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侮的压迫激起了内部团结的情绪。”据此，他强调：“我们有共同的历史，现在又同在帝国主义割宰之下”，“能说全体中国不是属于一个民族吗？”所以，他积极呼吁要“撇下虚无渺茫的种族问题”，“提倡民族思想”、“发扬民族精神”、“团结一致”，“争取民族解放”，“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便是全国人同是属于一个民族最有力量的表现！”
顾颉刚对民族的定义也表达了同齐思和较为一致的思想，同样把民族意识看作构成民族的重要条件。他强调：“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种族，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非先从团结国内各种族人入手不可。”他专门对“五大民族”这个名词的出现及使用的恶果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五大民族”一词的出现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长期混淆民族与种族的概念，对民族产生“错觉”而望文生义的后果。“五大民族说”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使别的野心国家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扰乱我国的边疆，夺取我国的领土。因此，他强调，“民族”一词应慎用，否则，“自己的心里既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谋我者也就得到了一条下手分化我们的捷径了”。他认为，现在对付侵略者的办法，惟有“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共同光荣的历史，讲全中国被敌人压迫的历史，讲敌人欺骗边民的历史，讲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使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的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
顾颉刚还着重探讨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渊源，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在他看来，中国人自古以来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丝毫狭隘的种族观念，古代的执政者总是期望用文化同化的办法解决异族的问题，“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虽然现在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两千数百年的历史了。他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而是建立在由各族文化混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上。“中华民族文化”，是汉人和非汉人共同使用的，“生活在中国疆域内的汉人和边地人民都是一家人，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因此，他指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的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的正理！也是我们的大义！”这样，在他看来，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平等的眼光和同情心来看国内各族”，“能认识时代的需要来唤起他们的民族情绪”，“尽力增进彼此的了解，使得国内各族确定能团结而成为一个紧固的民族”，使各族“生活在相互和平之中，以求共同的存在，同样在天壤间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是“一件大事情”，否则只会“同归于尽”！
综上所述，“民族团结”、“民族生存”是30年代知识分子中华民族观的核心，而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即“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或“中华民族是一个”意识的建立。中华民族是一个由汉族、满族、回族、藏族、蒙族等各族共同构成的一个大民族，这是当时知识界大多数学人的共识。因此，30年代知识分子的大中华民族观，是在抗战复杂的特殊情势下形成的，其目的是要抵制国内外的分裂势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民族心理上建立起全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是要增强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因而对于抵制敌人的分化，加强民族的团结，凝聚壮大抗战的力量，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观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即只强调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面，而忽略了现实社会中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只强调了外来势力的分化，而忽略了内部民族间的不平等也会造成政治上的不统一，这一点是需要承认的。因此，对于30年代知识分子的“大中华民族观”，应结合当时的复杂情势，本着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认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北方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注释】
①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6～127页。
②胡适：“华北问题”，《独立评论》，1935年第179期。
③翁文灏：“我们应努力拥护统一”，《独立评论》，1935年第180期。
④张其昀：“中国地理之统一性”，《独立评论》，1935年第185期。
⑤“〈禹贡〉发刊词”，《禹贡》，1934年第1卷第1期。
⑥“〈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⑦顾颉刚：“昆明边疆周刊发刊词”，《顾颉刚全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1页。
⑧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第9期。
⑨“民族自决”，《新生》，1934第1卷第10期。
⑩齐思和：“民族与种族”，《禹贡》，1937年第7卷第1～3合期。
齐思和：“民族与民族主义”，《大众知识》，1936年第1卷第5期。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民众周报》，1937年第2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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