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据库，测算湖南省2000-2007年能源行业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情况。结果发现，政府对能源行业的补贴导致了产品市场的扭曲;要素市场扭曲成因较为复杂，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扭曲成因完全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扭曲相差不大，资本要素扭曲大于国有企业，劳动要素扭曲小于国有企业。
关键词：能源行业;资源配置扭曲;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国有企业
一、引言
对于资源配置扭曲的测度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资源配置扭曲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还会阻碍经济转型升级。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较高。以往研究资源配置扭曲的文献多使用总括性指标衡量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比如全要素生产率，而忽略了对于资源配置扭曲分布的测度。本文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双重视角，测算能源行业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这对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有一定的意义。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发现大多数学者将解决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的重点放在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上。Hsieh和Klenow（2009）的经典文献以边际收益等于0时TFP最大化为依据，以利润函数最大化作为约束，测度了经济中总体资源配置扭曲对TFP造成的损失。实证研究表明，若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则中国制造业总量的TFP将提高30%-50%，若完全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则TFP可提高86.6%-115%[1]。陈永伟和胡伟民测度了中国制造业要素错配的情况，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有15%的缺口[2]。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研究将注意力放在了要素的利用率上，认为提高要素的利用率是解决当下中国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的关键，比如产能过剩。余淼杰等将产能利用率与折旧率挂钩，着重研究了资本要素的产能利用率。研究发现忽略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在总体上低估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3]。
产能利用率只是提高测度资源配置扭曲精度的工具，资源配置扭曲的程度最终还是在TFP上体现。诚然，TFP是总括性指标，对于TFP的测度可以很好的反映研究总体的资源配置扭曲情况。但是，TFP本身包含了相当多的内容，无法将资源配置扭曲反映在产品和各生产要素的扭曲上。各要素的扭曲情况对于研究中国资源配置扭曲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4]，能源行业尤其如此。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对要素市场交易活动进行干预与控制，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5]。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是体制扭曲和政府失灵的结果[6]。财政分权与以考核GDP增长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政治晋升体制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各级地方政府不计代价争夺资本流入和投资资源的竞争，不仅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也使地方政府具有不当干预企业投资的强烈动机[7-10]。政府的补贴政策，尤其是地方政府采取的税收优惠、财政补助、融资支持、政府采购等“父爱行为”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而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在扭曲要素市场的同时也产生了道德风险，两者共同造成了企业预算软约束，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11-14]。除不当补贴政策外，“政府失灵”还表现为某些政策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例如，刘航和孙早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受政绩考核观的影响，过快推进城镇化而脱离产业发展规律，不仅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也是政府干预企业生产进而引发产能过剩的重要诱因[15]。袁晓玲、张江洋等认为，能源强度政策是造成能源错配的重要因素[16]。此外，资源禀赋、结构优化等也会加大资源配置扭曲[17]。研究要素扭曲可以更好的找到资源配置扭曲的根源，对于决策者而言有利于更好的调整决策。
可见学者们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我國要素市场扭曲方面，但能源产业受政府政策影响大，比一般的产业更可能存在产品市场扭曲的情况，所以有必要同时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研究能源产业资源配置扭曲情况。本文选取湖南省能源行业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情况进行了测度，使资源配置扭曲的分布更加直观。结果显示，产品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远远小于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扭曲主要是因为政府对于能源行业的补贴;各要素的扭曲情况不一，各年份不一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企业所有制对于资源配置扭曲同样会产生影响[18]，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扭曲相差不大，资本扭曲大于国有企业，劳动扭曲小于国有企业。
二、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一）模型设定
产出扭曲导致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同比例变化。企业面临政府限制规模或者面临高运输成本，此时大于零;相反，如果企业得到政府补贴或者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此时小于零;
如果一个企业少有获取资金的途径，并且付出的融资成本要明显高于正常渠道，此时大于零;而如果一个企业能够以低于市场一般成本来获取资金，此时小于零;
劳动力市场壁垒的存在可能使得企业不得不提高工资标准来吸引劳动力，此时τLi值大于零;企业认为员工可以忍耐更低的工资水平进而削减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此时τLi值小于零。
这里需要注意，扭曲因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不存在扭曲因子，能源企业会在利润最大化的约束下寻找到最优的要素组合，此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现有水平下是最高的。如果存在扭曲，则无论扭曲因子是正还是负，都会改变最优要素组合中各要素的比例，导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达不到最优的水平。
（二）样本选择
湖南省是能源企业大省。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年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湖南省的能源企业数量为2663家，在全国位居第四，具有代表性。故本文选取湖南省作为研究能源行业的代表性省份。本文使用的样本来源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2004年缺少必要的指标数据，故将2004年略去。样本观察内容包括工业总产值（PiYi）、固定资产合计和累计折旧（Ki）、本年应付工资总额和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wLi）、工业中间投入合计（hMi）。根据能源行业一般的定义，我们选取煤炭开采和选洗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作为研究对象。
工业企业数据库内容丰富，但存在数据缺失严重等问题，需要对所研究行业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首先，剔除了规模较小和财务报表不稳定的企业，包括就业人数小于10人的企业等[20];剔除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小于本年折旧、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值的企业。其次，对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指数平减;在计算过程中，所有的价值指标都调整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其中，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中间投入合计按照“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调整，固定资产净值采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工资福利总额采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部分省份存在平减指数缺失的情况，本文用全国平均平减指数作为替代[20];价格指数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其他说明
为计算扭曲因子，我们需要对文章中的关键参数进行假定。在模型中我们的假定与Hsieh和Klenow（2009）相一致：σ的值通常在3—10之间，我们保守假设σ的值为3;资本的租赁价格设为r=0.即5%的实际利息率和5%的折旧率;最后，参照陈诗一（2017）[21]的做法，我们将η设为0.8。
我们还需要对一些关键参数进行近似处理。根据生产函数计算要素弹性时需要使用到Yi和Mi，但是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只有PiYi、hMi的信息。对Yi的提取参照Hsieh和Klenow（2009）的做法，用PiYi的σ/σ-1次幂来逼近Yi;我们假定中间投入品的单位价格与中间投入合计成固定比例，这样假定的好处是中间投入品的单位价格不会影响要素弹性。我们保守假定中间投入品的单位价格为中间投入合计的20%。
三、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与2000年相比，2007年湖南省能源企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了151.4%，固定资产净值平均增长了70.1%，工资福利总额平均增长了11.8%，人均工资平均增长了206.7%，中間投入合计平均增长了125.4%。虽然固定资产净值、工资福利总额、中间投入合计的发展过程有些波折，但是总体来看，湖南省能源企业所有关键变量在研究年份范围内的总体趋势都是上升的。
（二）要素弹性与扭曲因子测度
由表2可知，除了2003年和2005年湖南省能源行业的资本要素弹性小于劳动要素弹性，其他年份的资本要素弹性要大于劳动要素弹性，这意味着湖南省能源企业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相比趋于饱和;资本、劳动要素的弹性远远小于中间品要素弹性，这说明湖南省能源企业对于中间品要素的依赖远远大于资本和劳动要素。
根据计算得到的湖南省能源企业各年生产要素弹性，结合前文对于关键参数的假定及近似逼近，并对数据各年份扭曲因子进行1%的截尾处理后再次计算扭曲因子均值，可以计算出湖南省能源企业各年的扭曲因子，见表3。
由表3可知，产品扭曲均值为负，这说明政府对于湖南省能源企业进行了补贴或者是税收方面的优惠;资本扭曲均值为正，说明整体来看，能源企业融资获得资金的成本要高于正常渠道;劳动扭曲均值2000-2003年为负值，说明2000-2003年这段时间能源企业降低了员工的工资水平;而2005-2007年为正值，说明能源企业因为某种原因提高了员工的工资水平，但是正向扭曲的高工资水平并没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而是在2006年到达峰值之后在2007年逐渐趋于0。
（三）关于扭曲因子的深入探究
随着学界对于资源配置扭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测度资源配置扭曲方法的批评也随之而来。余淼杰等（2018）对于随机前沿方法的批判同样适用于生产函数法：他们认为这类测算资源配置扭曲方法的一个大问题在于，即使计算出了不存在扭曲情况下的结果，直观上来看，生产水平往往很难推进到结果水平，因此计算结果的经济意义也值得商榷。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对比。如Hsieh和Klenow（2009）假设美国的TFP是可以达到最优的情况，将印度、中国的TFP与美国进行比较，这样得到的结果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因为美国TFP的水平是可观测而非理论上的最优结果，而印度、中国的TFP推进到美国的水平是有可能的。同理，将各扭曲因子与最优的情况进行对比，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要素扭曲因子与可达到目标的差距。考虑到要素扭曲因子无论正负都是不利于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的，故将扭曲因子的最优情况定义为绝对值最小。
07年;资本扭曲的最优值出现在2001年。从结果来看，产品扭曲与最优值的比值非常平稳，也就是说产品市场的扭曲与最优值的差距非常小。而资本扭曲均值、劳动扭曲均值分别与其最优值的比值波动幅度很大，尤其是劳动扭曲均值，在2006年与最优值的比值高达98.714，一种解释是2006年煤炭价格下降幅度大，而电价没有相应跟进调整，于是2006年国家的“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失灵导致了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要素成本波动幅度大，导致了该行业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22]。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资源配置扭曲影响了整个能源行业。表4的结果更加清晰的说明，与产品市场相比，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更大。
接下来我们测度了扭曲因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情况（见表5），并绘制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产品扭曲对比图、资本扭曲对比图、劳动扭曲对比图、要素均值对比图，方便更加直观的反映不同所有制之间扭曲因子的区别。
图1所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品扭曲均值相差不大，说明能源行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同时受到了政府的补贴及财税优惠政策的影响。分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的产品扭曲情况在2005年达到了最优，产品扭曲均值取绝对值为0.427，但是2006年和2007年产品扭曲均值又负向增大了，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产品扭曲情况增大。非国有企业产品扭曲的绝对值在研究时间范围内逐年降低，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产品扭曲逐渐减小。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视作整体来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品扭曲均值绝对值缓慢减小，意味着政府对于能源行业的补贴整体有减小趋势。
图2所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资本要素扭曲因子整体更大，这意味着非国有能源企业付出的融资成本要高于国有企业，与直观结果相符;分所有制来开，国有企业资本扭曲2000-2003年逐年上升，2003-2005年下降，2006-2007年继续上升，并在2007年超过了非国有企业，且资本扭曲增加的幅度远远超过了2000-2003年，这意味着200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资本扭曲急剧加大，一种解释是2005年国家对于“煤电价格联动”政策进行了多轮调整，政策对于国有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国有企业短期内难以按照之前的渠道来获得资本要素，为了获得与经营规模相匹配的资本要素，国有企业只能增加相应成本来获取大量的资本要素。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扭曲在研究年份内基本呈现倒“U”型曲线，在2003年达到峰值，并在之后资本扭曲逐年下降，这意味着2003年之后非国有企业的资本扭曲在逐渐减小。
图3所示，2003年以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扭曲都为负数，即湖南省能源行业在2003年以前普遍存在压低员工工资的扭曲。分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在2006年劳动要素呈现正向扭曲，其他研究年份的劳动要素都是负向扭曲，这意味着研究年份范围，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压低员工工资的扭曲。非国有企业自2003年以后出现大幅度的劳动要素正向扭曲，峰值出现在2006年，那一年劳动要素扭曲长期为负的国有企业也发生了正向扭曲的情况，这意味着随着能源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能源企业的生产活力被激发，短期之内能源企业劳动力缺口巨大，故产生了正向的劳动要素扭曲。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要素扭曲在2006年之后减小。
图4所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各年平均扭曲相差不大，资本各年平均扭曲比国有企业大，国有企业的劳动各年平均扭曲为负，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各年平均扭曲为正，对各所有制的劳动各年平均扭曲取绝对值后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各年平均扭曲小于国有企业。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Hsieh和Klenow（2009）的框架内，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07年的数据测度了湖南省能源企业的资源配置扭曲情况。与以往研究不同，为探究产生错配的根源，本文分别对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分别进行了资源配置扭曲的测度，结果显示，产品市场的扭曲主要是因为政府对于能源行业的补贴;能源企业融资获得资金的成本要高于正常渠道导致资本扭曲;劳动扭曲均值2000-2003年为负值，说明2000-2003年这段时间能源企业降低了员工的工资水平;而2005-2007年为正值，说明能源企业因为某种原因提高了員工的工资水平，但是正向扭曲的高工资水平并没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而是在2006年到达峰值之后在2007年逐渐趋于0。本文最后还对企业所有制加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产品市场扭曲相差不大，资本扭曲大于国有企业，劳动扭曲小于国有企业。
本文不足也是生产函数法比较常见的，即模型中的一些重要变量依赖于企业生产决策的严格假设，但是企业决策时所面临的真实信息集以及行为方式通常并不为研究者所了解。比如文章中CES函数的替代弹性，由于无法知道湖南省能源行业下企业的行为，无法精确的测度能源企业之间的关系，故只能由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对替代弹性进行假设。即便如此，由于资源配置扭曲研究的意义在于对比，即使对于替代弹性的值是假定的，替代弹性的取值对于比值变化的影响很小，故研究依然有意义。
整体来看，湖南省能源行业要素市场的错配程度远高于产品市场，这是从相对扭曲因子的角度佐证了学者们对于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从研究结果来看，湖南省能源行业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扭曲因子的区别不大，国有企业部分要素的扭曲程度甚至小于非国有制企业。究竟是因为湖南省能源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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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