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启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935年生于河南临颍，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甘肃师范大学等高校执教；1972年调入半坡博物馆，历任考古队队长、副馆长；1983年作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专业干部担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1985年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作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获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人类学会理事、中国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物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巩启明先生主持了临潼姜寨、渭南史家、铜川李家沟、岐山双庵等遗址的发掘工作，并组织开展陕西夏文化、关中唐十八陵等遗址的系列调查与试掘。主要著述有《中国原始社会》、《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唐睿宗桥陵——调查、勘探、测绘报告》（德国出版）及《仰韶文化》，所撰部分史前考古研究论文集结为《巩启明史前考古论集》。
巩启明先生以自觉的聚落考古实践，完整揭露姜寨遗址的聚落面貌，窥探史前社会组织形态，堪为中国聚落考古的典范之一。在史前文化谱系研究中，辨识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推动仰韶文化研究的深入。通过系列田野工作，拓展了学界对夏文化西部疆域的认识，为日后陕西龙山时代、商代考古奠定基础。此外，巩启明先生是环境考古的开拓者与倡导者之一，创办《史前研究》杂志，先后担纲《史前研究》、《考古与文物》主编，作为合作导师培养了多位硕、博士，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
考古学者宛若古往今来的发现者：在山野荒芜间，访古寻薇，饮露而歌，追寻历史真实之道；在因缘际会中，力行立说，坚守本心，体认个体生命的价值。当八秩之年的考古人，将人生履迹串拾而起，困顿与开拓，遗憾与创获，往事并不如烟。摭谈间凝结着中国考古历程的另一番景象——个体视角下的考古史、时代情境中的学术史，这种对学人“足迹”的“发掘”，旨在中西新旧交汇的学术思潮中，构建中国本土学术思想史与认同感，在清晰的学术坐标中以更加自觉地姿态走向未来。
肖宇（特约记者）：巩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您是中国考古界的老前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走上考古之路，创榛辟莽，一路波澜，已逾半个世纪。您是怎样走上考古之路的？
巩启明：我出生于河南临颍县繁城镇，繁城镇是平原古镇，汉称繁阳亭，三国时曹操挟天子迁都许昌，曹丕于此举行受禅大典，并修筑受禅台，更名繁昌县，取繁荣昌盛之义，直到唐初取消县制。繁城镇历史遗迹丰富，口传历史故事也多，因而我从小就对历史古迹特别感兴趣。我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十五岁就出门当学徒，常年在许昌经商。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与开封、许昌共产党地下活动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利用商号作为掩护，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和保护了许多进步青年北上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贡献。家乡的历史文化传统、家庭的革命传统对我的人生与性格影响很深。
1955年，我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翌年，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在北京联席召开“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会后决定在西北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从二年级历史班中以自愿的方式选出二十余名学生，我就这样成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首届学生。当时侯外庐先生任西北大学校长，我曾听年长者说，西安解放时，西北大学的学生举着小旗和侯外庐先生的相片，涌上街头游行、庆祝，侯校长很重视考古专业的设立与建设。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设有沣西考古队、汉城考古队及唐城考古队，陕西省文管会主要负责汉唐时期墓葬的发掘，半坡遗址的发掘工作业已开始。无论是发掘规模，还是遗址的重要性，陕西都堪为考古重镇。
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初，师资匮乏，陈直先生是学科负责人，此外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如刘士莪、李家翰等先生。专业课程主要延请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的老师讲授，石兴邦先生讲史前考古，张长寿先生、胡谦盈先生、林寿晋先生和邹衡先生讲夏商周考古，王仲殊先生、陈直先生讲秦汉考古，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阎文儒先生讲石窟寺考古，陈梦家先生、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陈梦家先生刚刚著成《殷虚卜辞综述》一书，授课内容大抵以此为纲，唐兰先生则负责讲授钟鼎铭文。有时候，石兴邦先生带领我们去半坡遗址现场讲学，很生动。
大学期间我的感兴趣点在隋唐考古，参与了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的考古发掘。毕业后我分配到甘肃高校教书，回西安时我特地去古旧书店用刚到手的工资购买了《长安志》《长安县志》及《长安与洛阳》（注：平冈武夫著，1957年）等书。在甘肃的这段时间，我意外打开了另一扇门——史前考古，甘肃彩陶文化发达，史前考古起步早，安特生（J.G.Andersson）、夏鼐等先生已经积累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1959年历史系筹备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我与同窗肖安顺汇编甘肃史前考古资料，借此机会我系统梳理、研读了甘肃史前考古资料，这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我在高校教授中国古代史，直接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讲述中国史前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皆有失之简要之虞。所以，我在讲课时尽量补充考古资料，还曾带领学生去参观青岗岔遗址的发掘。重要的是，编写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想法，在我心中慢慢酝酿。
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往往是与国家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中，陕西考古所解散，文管会接管全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古生物、古人类及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由半坡博物馆负责，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划归文管会。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文革”中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此后全国文物考古事业逐渐恢复。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文博事业破坏得最严重，恢复得也最快。此时半坡博物馆缺乏考古业务人员，1972年我经留校任教的同窗曾骐推荐，向主管部门申请照顾家属关系、按专业需求调动岗位，并如愿调派至半坡博物馆，得以重拾田野考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