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关东文化”系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称谓。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关东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从而决定了关东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进而发挥着特殊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政治行为、生活行为、艺术行为以及精神气质得以凸显。
[关键词]关东文化；中华文化；黑龙江流域文明；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1—0012—04
区域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地理学概念，是指人们在生存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化模式所占据的地理区域，也叫文化区。文化区的概念最早是由19世纪来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提出的，目的是用来区分和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文化区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具有独特的统一功能的空间单位，是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地域文化复合体。如从世界范围看，人们曾做过8个、11个、12个数量不等的文化区划分；如从中国范围来看，人们又作出进一步的划分，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关陇文化、荆楚文化等文化区划分，这种划分也有多种，诸如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域文化丛书”1991—1995年首批推出的是12种，1998年又增加了12种，“关东文化”在1998年增加之列。另外我省学者董鸿扬先生也曾著有《关东人：关东文化》一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关东文化”这一概念，毫无疑问它是与东北地域文化相联系的。关于东北地域文化的称谓问题应当说是一个学界存在较多争议尚未形成定论的问题。除“关东文化”之外，东北三省还分别提出过“黑土文化”“黑水文化”、“长白文化”、“辽海文化”等称谓，至今尚无定论。在这些称谓中笔者比较认同“关东文化”，因为从文化地理学文化区概念来看，东北地区具有明显的整体性特征。另外，“关东”一词出现较早，它已在比较广泛的范围被接受与认可。当然，就研究而言，三省完全可以也应当各有侧重。但是“关东文化”所指代的具体地域范围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区域文化属于文化史研究范畴，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一定空间内特定人群文化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因此区域文化研究中的区域界定与现行行政区域不可能是完全的对等关系，如吴越文化不可能等同于江苏、浙江两省的历史文化，三晋文化也不能就是对等于今天的山西省历史文化。区域文化研究的边界不可能像切豆腐一样清晰整齐，也就是说区域文化研究的边界带有模糊性。“关东文化”也是如此，它所研究的是中国东北区域古代民族的形成、发展和融合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这些民族活动区域远远大于今天行政区划概念上的东北。如果不是从东北古代民族的活动区域而是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来划定，显然将割裂其整体性。由此又涉及到了有关“关东文化”所表述的时限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关东文化”研究应以明代初年山海关修建后为发端，而远古直至明代以前东北地区的历史演变、民族间的斗争与迁徙不应纳入关东文化的体系中来。黑龙江大学胡凡博士就持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从学科性的角度对关东文化时限加以严格限定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有其历史演进过程。从这一角度，在探讨关东文化时就不可能完全抛开其形成前东北古代历史文化。这是我们在探讨关东文化之前有必要加以说明的。否则，以下将要探讨的关东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将无从谈起。
关于关东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问题的探讨，首先要认识到中华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考古证明，中华文化的源头不仅仅是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也包括黑龙江流域文明。但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关东文化具有边缘性和续发性，因而也规定了关东文化在中华多元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鲜明特色。尽管从厚重性方面关东文化明显弱于中原文化，但关东文化也有许多独到之处。笔者认为关东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鲜明特色凸显在如下一些方面(注：以下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主)：
1，尚武文化
抑或称军事文化。“尚武”、“重勇”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的突出特点，他们多为从森林或草原中走出来的“精于骑射”的马背民族。大自然的严酷，部族间的征伐，使他们处于弱肉强食、生存竞争剧烈的境域之下。“尚武”、“重勇”使他们充满野性和行动力量，有利于部族的生存、发展和壮大。最典型的例证是历史上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的“五次入主中原”。此外在上世纪发生的直奉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关东人的勇敢、无畏在史书上也颇受赞颂。随着黑龙江流域民族的几次南迁，与山东、河北等地同样崇尚侠义精神的汉族移民的北移，关东地域民族的融合进一步加速，“尚武”、“重勇”成为包括汉族居民在内的黑龙江流域居民共同尊崇的价值取向。
2，英雄文化
被称为黑龙江“三小民族”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是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的遗存，保留在这些民族中的民间传说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古民族的生存状况与价值观念。其中大量的说唱文学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其主题很多都是对英雄人物的歌颂，被誉为“民族英雄史诗或尚未发展成熟的英雄叙事诗”。这些英雄故事首先具有现实性，具有从神一半神半人一人，或称图腾英雄一萨满英雄一渔猎英雄的发展趋势。即具有神幻型英雄向现实型英雄转化，从神兽型英雄向渔猎型英雄转化的特点。它们生动记叙了黑龙江古代原住民与自然灾害的英勇抗争。其次具有民族性，传说中提到了众多的天神、恶魔、妖怪，反映了黑龙江古代先，人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观念和萨满文化观念，揭示了其民族历史演变和精神风貌，具有浓厚的北方民族特点。第三，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通过对英雄故事的生动描述，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的价值取向，并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抵抗沙俄、抗击日寇等历史事件中，关东人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敌，英勇顽强与源自本土的英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抗日英雄至今仍受到关东人的广泛敬仰。
3，侠义文化
黑龙江流域属于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次生带，在道德观念方面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辐射与被辐射的关系。但儒家伦理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字在关东文化中得到充分的强调，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侠义文化。“义”字首先体现在关东人的日常交往中。由于关东地域生活环境的艰苦，经商也好，实业也罢，都要比内地多付出几倍的努力，因此彼此间的诚信、互助成为客观环境的需要。长此以往形成了关东人热情、豪爽、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义”字也通过“关东侠盗”扩大了影响。由于清末社会的民不聊生，关东地域土匪猖獗一时(也称响马或胡子)，其中一些土匪讲求“侠义”，劫富济贫，被称为“侠盗”，百姓对其非但不恨反而予以颂扬。如“东北王”张作霖虽出身响马，但关东百姓并不念其旧恶。再如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中的“震三江”
虽身为山大王，作者却将其塑造成集大爱大恨于一身，深受观众喜爱的人物形象。由此反映出东北地域对“侠义”的重视与尊祟。因此，清末民初关东地域关帝庙十分盛行，以至“荒村僻壤，莫不有庙，大抵关帝”，“数量之多不胜记也”。因此，“义”本源于中原儒家文化，但在关东地域放大之后又反作于中原文化。
4，渔猎文化
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中关东地域的渔猎文化可谓独树一枝，颇具特色。赫哲族主要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以渔猎为生，历史被称为“使犬部”“鱼皮部”等。信奉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北方原始宗教萨满教，创造了口头说唱文学史诗伊玛堪，其鱼皮制作技艺被称为“渔家绝艺”。鄂伦春族主要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一带，长期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的生活，历史上被称为“使鹿部”、“居住在山岭上的人”。逐水草而居，射猎为业，夏天住桦树皮仙人柱，冬天住兽皮仙人柱。宗教上也信奉萨满教，解放前仍然处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创造了包括神话传说、说唱故事在内的口头文学、民间歌舞和书面文学。其桦皮技艺、兽皮技艺等成为该民族的文化符号。以赫哲族、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原生态文化资源是我国目前为止现存的可供考察原始渔猎文化研究的活化石，受到国际文化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
5，创业文化
位于祖国东北边陲的关东地域，以物产丰富而著名。由于清代统治者视关东为“龙兴之地”，长期实行封关禁入政策，客观上保护了关东的生态资源。直至清末，黑龙江才进入开发期。在百余年的开发过程中，黑龙江接纳了数百万的开发者，奉献出了煤、木材、石油、粮食等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以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及突破高寒禁区精神为代表的可贵精神财富，这笔精神财富亦可概括为创业文化。通过对创业文化的梳理，我们最先感受到的是“闯关东”人创业之艰辛，对此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做了真实的写照，其作品通过朱开山的家族创业史生动地反映了延绵200余年的数百万人开拓东北的艰辛历程。建国后，国家组织对黑龙江进行大规模多领域的开发建设，使黑龙江成为新中国的粮食、木材、石油、煤炭、重工业基地。黑龙江作为国家战略布局中的资源大省，成功地扮演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角。所谓创业文化除前所述及的创业精神之外，还包括在创业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如以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晁楣的版画《向北大荒进军》为代表的北太荒文艺及以剧作家杨利民、小说家王立纯、诗人庞壮国为代表的大庆文化。这些作家、作品以黑龙江开发为题材，生动地记录了创业者的不凡业绩，塑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象地展现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突破高塞禁区精神，构成了中华文化中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6，外侨文化
黑龙江地处欧亚大陆要冲，自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20世纪的哈尔滨在不到四分之一的世纪时间里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远东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外国侨民，几乎包括欧洲所有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印度、阿富汗等国的十几万人涌进哈尔滨，其中外侨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922年，达到19.65万人，其中俄侨15.54万人，有19个国家在哈设立领事馆，有外国洋行、商社2000余家，同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城市和港口保持着经常性的商贸联系，被誉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近代特殊的历史形成了哈尔滨独特的外侨文化，多种异质文化的交汇，在宗教、建筑，音乐、美术、饮食、服饰，休闲方式等多方面给哈尔滨以影响，使哈尔滨这座新兴城市不仅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上，而且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深地浸染上了浓郁的异国情调，进而使哈尔滨成为一座深具文化品格的城市。此外，大量哈尔滨外侨的汇聚，是哈尔滨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哈尔滨外侨的子孙而言，哈尔滨曾是他们动乱时代的先辈心目中的一块域外净土，这里曾给予他们以安宁。如今上世纪哈尔滨外国侨民的后代已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哈尔滨的外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意义。
7，冰雪文化
所谓冰雪文化是指在冰雪自然环境中从事日常生活的人们，以冰雪生态环境为基础所吸取或所创造的，具有冰雪符号的生活方式，冰雪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发展，科技水平、经济实力以及文化艺术水准规定着冰雪文化的发育程度。黑龙江的冰雪文化源于原住民的生活实践，又深受俄罗斯远东教“洗礼”以及冰上运动习俗的影响。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源于1963年的哈尔滨冰灯节。自冰灯节诞生后哈尔滨寒冷的冬天竟成了旅游旺季，目前已形成兆麟公园冰灯游园会、太阳岛雪雕比赛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三大版块，每年吸引着国内外数百万旅客前来观赏。冰雪文化充分体现了哈尔滨人智慧与创造力，也体现着哈尔滨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及其利用。哈尔滨人的豪放、时尚、大气借助冰雪得到淋漓尽致地施放，由此有了于志学的冰雪画，由此“我爱你，塞北的雪”使关东成为令人心驰神往的境地。因此，冰雪文化是关东人对中华文化独特的奉献。
8，知青文化
三十多年前，当数十万知青挥泪告别黑土地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知青那段凄惨历史会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产生如此重要的价值。黑龙江是知青三大聚集省份之一(另有云南、内蒙)。当年曾先后接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万知青。有关知青运动的政治评说也许目前还为时尚早，但“苦难是最好的大学”这句话在广大知青身上得到充分印证。今天，知青文学已经理所当然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一席。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韩乃寅、蒋巍、贾宏图、肖复兴、李龙云等知青作家，以及濮存昕、姜昆、师胜杰等一大批从黑土地走出的艺术家在共和国的艺术星空中熠熠生辉。知青一代对于黑龙江垦区文化建设所发挥的基础作用今天得以凸显：垦区每个农场的场部就是一座现代化的卫星城镇，当代垦区人身上，一代知青教师的辛勤汗水碍以体现，他们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当地农民。同时知青这段经历对于返城知青，特别是南方知青而言也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交往与工作岗位上，在第二故乡浸染的那种豪爽、热情、乐于助人的优良品质使他们大为受益，数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对此感受更深。因此，功成名就的官员、学者也好，拥资千万的富商巨贾也罢，即使是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井平民，对当年唯恐离之不速的黑土地也转变了情感，2008年知青回访北大荒热潮就是证明。一段辛酸的历史，使知青文化在当代南北文化交融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关于关东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作用，在前面已多有谈及，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形成定论。但笔者认为有三方面作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一是关东文化促进了中华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的形成。中华多元一体文明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远至上古时期，已产生了中与外，华与夷、天下与四海的民族与疆
域观念，产生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中华一体的民族与疆域观念，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视周边民族为四夷(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体系，周秦时期的分封制，秦汉时期的郡县制使中华民族历史认知体系更为深化。受此影响，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华与夷的争辩，如昭君和亲、岳飞抗金等历史事件都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对汉以外民族的排斥意识影响甚广。甚至连孙中山这样颇具世界眼光的近代政治家革命初期也曾提出“驱除鞑靼，复我中华”的口号。而发轫于黑龙江流域，崛起于中国北方大地的一些中华古族，他们入主中原，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中心观念，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政权，构筑了新的历史格局，创建并完成了从一元中心到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北方第一个取代华夏——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民族区域政权的是鲜卑族。北魏王朝的建立改变了中华文化格局，从一元走向多元，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辽国的建立造成中华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文化大碰撞、大整合的大格局。契丹族自称“轩辕之后”(见《辽史·世表》)。虽为夷狄却自主“不异中华”，进而主张“虽境分二国，而义若一家”。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增添了新内容，加速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建设的进程。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继辽之后扩大了多元一体格局。蒙古族建立太元帝国，这是中国北方民族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突破以华——汉族为中心的中央帝国的旧格局，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打破了“天下与四海”、“华与夷”、“内与外”的旧观念、旧格局，代之以“胡汉一家”、“华夷一体”(全国各族)的多元一体的新观念、新格局。满族建立大清帝国是中华多元一体文明体系的定型期。他们强调“满汉皆系朕之臣子、朕视同体，并不分别”(圣祖康熙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华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建设中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二是关东文化在精神层面给予中华文化以气质影响。南北之人气质方面的差异，古人早已注意到。如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国地理大势论》说：“南北诗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长城饮马，河粱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的五次入主中原证明，在军事较量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华夏一汉族在体质与心理素质方面，明显要弱于北方民族，而且占据统治地位后的封建王朝在若千年后都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走向衰亡(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同样未能幸免)。北方虎视中原之时，往往是中愿王朝歌舞升平之日。北宋如此，太明亦然，终难逃脱覆灭的命运。而入主中原后在北方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过程中，北方民族的阳刚之气对中原汉族的精神气质会施以强势的影响，进而改变了中原汉人的柔弱。这一融合过程像生茧吐丝一样，成就了美丽而牺牲了自己。历史上鲜卑族、契丹族都是民旗在融合中消失了踪影。
三关东文化以鲜明的个性为中华文化平添了色彩。前面笔者从政治行为、精神气质两方面探讨了关东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关东文化在生活行为、艺术行为等方面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其一是赫哲、鄂伦春等7个世居黑龙江的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北方原住民文化。这些民族的服饰、饮食及居住方式具有浓郁的北方地域特色。在民间艺术方面，赫哲族有“四绝”，即鱼皮技艺、鱼骨技艺、桦皮接艺和长篇说唱伊玛堪；鄂伦春族有“三绝”，即兽皮技艺、桦皮技艺和长篇说唱摩苏昆。其他如达斡尔族民间说唱“乌钦”，满族长篇说部、子弟书，蒙古族说书“乌力格尔”，锡伯族说书“念说”，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2007年3月。黑龙江省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共计57项，其中9项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其二是上世纪初叶哈尔滨的外来文化。中东铁路的修建促使哈尔滇成为一座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其独具魅力的欧陆风情盛极一时。具体体现在：1，中外建筑设计艺术争奇斗艳。拜占庭建筑、巴洛克建筑、哥特式建筑。折衷主义建筑、“新艺术”主义建筑等等不胜梭举；2，中外报刊杂志极其发_达。哈尔滨当时“仅俄文报纸135种、日文20种，英文7种，波兰文4种以及德文、格鲁吉亚文等报纸”；3，中外教育蔚然成风。当时哈尔滨外国人兴办的各类学校达100余所，哈尔滨高等经济法律学校、华俄工业技术学梭和滨江医学专科学校的相继创立使哈尔滨教育空前繁荣；4，西方新兴文化抢滩登陆。从电影到广播，从交响乐、芭蕾舞到现代话剧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以及体育运动的各种项目迅速发展。赛马、赛艇、冰上运动、选美比赛、音乐颁奖晚会、露天音乐会、马戏表演等时尚运动在哈尔滨风靡一时。其三，建国后一批具有浓郁关东风情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版了《雁飞塞北》(林予)、《林海雪原》(曲渡)、《在镜泊湖边》(关沫南)、《太甸风云》(钟涛)、《隐形伴侣》(张抗抗)、《远离太阳的地方》(韩乃寅)《北极村童话》(迟子建)、《赵一曼女士》(阿成)、《八百米深处》(孙少山)等小说，创作了《第一道脚印》(晁楣)、《排障》(张作良)、《密林深处架彩虹》(张祯麟)、《春的喧闹》(杜鸿年)等北太荒版画，摄制了《笑逐颜开》、《徐秋影案件》(丛深编剧)、《北大荒人》(小范编剧)、《万木春》(潘青编剧)、《黑三角》(李英杰编剧)等电影，拍摄了《雪城》(孟烈、梁晓声编剧)、《赵尚志》(王忠瑜李杰编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张雅文编剧)、《破天荒》、《龙抬头》(韩乃寅编剧)、《文化站长》等电视剧，创作生产了《千万不要忘记》、《革命自有后来人》、《黑色的石头》、《地质师》、《秋天的二人转》、《赫哲人的婚礼》、《木兰传奇》、《完颜金娜》、《半江清澈半江红》、《八女投江》等戏剧，创作了《乌苏里船歌》、《太阳岛上》、《我爱你，塞北的雪》、《新货郎》、《丢戒指》、《串门》、《太顶子山高又高》等歌曲，还拿到了黑龙江广播剧全国广播剧评奖“十八连冠”的好成绩。特别是2008年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摘取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更为黑龙江人赢得了殊荣。
关于关东文化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及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上探讨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从而使此方面的研究能够深入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