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却通知他第二天下农村劳动改造。
对“改造”沈寂无法抗拒。他去向老厂长陈鲤庭告别。陈鲤庭十分无奈地说，我不能送你。今晚召开题材汇报会，你参加一下，就当送你吧。那天厂里所有导演、编剧和编辑都到了。沈寂默默地坐在一旁听各人汇报题材，但他仍惦记着《琼岛英雄花》，想到这是他可以向艺术家们介绍这个剧本的惟一机会，就悄悄地回到办公室取出剧本。当他回到会议室时，谢晋正发言说，完成了《女篮五号》后已无合适剧本，他准备下生活去。沈寂当即告诉谢晋，他手里有个很好的剧本。谢晋与沈寂是老熟人，笑着说，你的眼光不会错。当晚，谢晋一口气看完了这个剧本。
第二天，当沈寂夹着行李来到厂里，坐车准备出发时，谢晋匆匆赶到，告诉说，这个剧本他要了，要沈寂留下与作者联系。沈寂说，不行，我要去劳动改造了。谢晋看着他，四目相对，沈寂不知再说什么，马上回到编辑室找出梁信的通讯地址，交给了谢晋。原本该是后来《红色娘子军》编辑的他，就这样被“押”着离开了电影厂。
沈寂先在宝山农村劳动，后又转到上海电影局的农场“改造”。假日回厂汇报，有人告诉他，梁信到上海来修改剧本，问起怎么会用他的剧本时，谢晋告诉是厂文学部一个老编辑推荐的。梁信提出见见面，谢晋不好意思说他已去劳动改造，只说他出差在外。1962年，《红色娘子军》荣获百花奖，梁信在获奖会上又问起沈寂，但沈寂依然不能和他见面。
文革结束后，沈寂重回上影文学部。1979年，梁信编剧的《从奴隶到将军》在上影厂开拍，他再次来到上海，在文学部遇到谢晋，又问起沈寂。谢晋马上在楼下高呼，沈寂匆匆下楼。梁信一见到沈寂就开口介绍自己：“我是梁信！”沈寂从未见过他，但梁信抱住他的双臂，满怀激情地诉说着他对沈寂的关怀：“这十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你，今天才见到你。”不等沈寂回答，接着说：“我的《红色娘子军》全靠你推荐，我要感谢你。”
梁信以后在所有场合，凡谈到《红色娘子军》，总提到沈寂。在中国电影一百年纪念盛典上，《电影传奇》的主办人崔永元特地录制《红色娘子军》的创作过程。第一位发言的梁信讲述如何编写剧本，最后又提到沈寂：“是上影厂的沈寂发现《红色娘子军》，他是一位有目光的编辑。”接着又特别指出：“沈寂在香港时是爱国的左派，回来后却错划为右派。”
梁信为什么要这样说？原来，当年他创作完成剧本《琼岛英雄花》后，按照当时部队人员创作电影剧本必须先交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规定报了上去。八一厂认为“很有基础”有意拍摄，后却意外发生变故，于是就近转至珠影厂，但又久无结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际，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感到“不能就这样埋没了”，坚持将剧本打印分别改寄长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此时已是1959年初春。
据梁信说，当时，分寄给全国电影厂和剧团的剧本足足打印了40本。有的退回，有的毫无音讯。正在他绝望之际，接到了上海天马厂的电报。此电报，正是谢晋根据沈寂提供的地址向梁信发出的。
沈寂为中国电影史还留下浓浓一笔的是，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1980年，作家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部科幻题材的小说引起了沈寂的注意。熟悉世界电影史的沈寂，深知科幻片在西方电影中很早就出现了，而我国至今仍属空白，所以，他很想尝试创作一部科幻电影。沈寂向童恩正提出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想法。为了不节外生枝，在剧本还没有创作出来的情况下，沈寂就向“上影”领导提出了拍摄要求，厂长徐桑楚经过一番考虑后，果断拍板。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科幻题材，在初稿的创作过程中，沈寂首先遇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死光”到底是什么颜色？为此，他特地请教有关的科学家，而科学家的回答却是“死光没有颜色”。没有颜色怎么拍电影？“视而不见”是视觉艺术最“忌讳”的。为了解决“死光”的问题，沈寂也来了个大胆的科学幻想，干脆就用红色的光来代替“死光”。“死光”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又有人对剧本提出了是文学还是科学的疑问，沈寂肯定地回答说：是文学加科学，科幻片嘛，就是要敢于大胆幻想。影片放映后大获成功，证实了剧作家的“大胆幻想”是正确的。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还存着某些方面的不足和遗憾，但这毕竟是中国第一部科幻影片。
沈寂因之被上海市科委授予“公众喜爱的科幻电影优秀编剧”。在中国科协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电影又以最高票数斩获“公众喜爱的科普作品”奖。
吴贻弓：“有人赞誉他是一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
对于钟爱的电影事业，沈寂至今不离不弃，除了撰写上海影人的传记外，沈寂还为许多影片中的上海情节把关。在影片《色·戒》拍摄时李安导演就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头衔：史实顾问。李安知道沈寂认识《色·戒》作者张爱玲。敌伪时期的沈寂生活在上海，还因从事爱国活动被日本人逮捕过，于是登门向他请教。沈寂解答了他的疑难问题，还详细介绍了当时南京西路事件的开枪地点等情况。李安为使影片浸漫着一股浓浓的上海风情中，大到场景的设置，小到旗袍的样式，甚至连淑女走路时的仪态，均要沈寂一一首肯。
沈寂先生告诉我，上世纪关锦鹏拍《阮玲玉》的时候，要他参与写剧本，他没写。他说他的书是传记，如果有用就直接拿去用好了。后来有他的镜头出现在电影里，“这是演员张曼玉访问我。喏，张曼玉那年就坐在你坐的地方。张曼玉还问我，沈老师啊，阮玲玉漂亮还是我漂亮？我觉得不大好说，说阮玲玉比她漂亮，关导演会失去信心的；说她漂亮，好像又有讨好眼前人之嫌。于是我很快地回答，不同年纪不同漂亮。她后来有些镜头演得太好了，当时她才20多岁，不大会穿旗袍，我就教她；后来她在《花样年华》中，旗袍就穿得非常多姿了……”
这么多年，电影从来不曾淡出过沈寂的生活，记忆一旦打开，老人神采斐然，充满兴致。
1984年，沈寂创作的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在《解放日报》连载，引起极大轰动。后来出书，初版首印即达十万册。首战告捷，沈寂马不停蹄。他接着写出第二部传记小说《一代歌星周璇》，亦首印十万册。阮玲玉与周璇的两部传记小说的写作成功，为沈寂赢得极大声誉，使他成为身在电影界、名在文学界的“两栖作家”。今天，我们再来看他的传记创作，确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人物传记小说《一代影星阮玲玉》创作后，还揭开了阮玲玉的真正“遗书”之谜。
沈寂早期踏上文坛，以小说闻名。那么写传记小说，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以真实的人物原型写小说，与完全虚构的小说创作有本质的不同，传记小说要求人物的真实性、形象性与事件内容的可靠性。为此，沈寂除了早年的积累，还要收集新的资料，采访一些当事人，把人物经历的事件，以及来龙去脉都要确确凿凿搞清楚，所谓“字字有依据，事事有出处”，这是他对传记小说写作的自我要求。
以小说形式，再现阮玲玉短暂而坎坷的一生，这是沈寂早在四十年代就已萌生的想法。1949年，沈寂在香港入电影圈工作时，即开始收集和研究阮玲玉的资料，曾先后访问过与阮玲玉共事过的前辈影人如林楚楚、卜万苍、费穆等，曾有过与著名导演朱石麟合作编导阮玲玉传记影片的打算。程步高还专门陪沈寂去采访影星胡蝶。从胡蝶那里，沈寂知道了更多阮玲玉的往事旧闻。胡蝶对阮玲玉有颇高评价，说她的演技是“超人一等”，“能演各种角色，而且演得都很像”。通过采访，沈寂了解到，这两位中国电影明星有着高尚艺德与珍贵友谊。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电影演员，竟在旧社会反动势力的迫害下，于1935年3月8日愤然自尽。
阮玲玉留下两封遗书。其一，《告社会书》，结尾连写两遍“人言可畏”。遗书之二，致唐季珊，中有“我很对不起你，令你为我受罪”，“我死后有灵，将永远保护你”等语。对这两封遗书，沈寂一直存有疑义。
沈寂以为：阮玲玉虽是影界明星，但在三十年代社会地位并不高，不可能写《告社会书》。其二，唐季珊曾经在电影界同仁面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与张达民同样是阮玲玉的迫害者。阮虽软弱，但于此十分清醒，绝对不可能写下“我很对不起你”这样的遗言。所以，当年在香港，沈寂在与导演朱石麟、费穆和演员胡蝶、林楚楚等人交谈时，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阮玲玉为何自杀？她的“遗书”究竟是真是假？这些导演和演员都与阮玲玉有过亲密合作，熟知她的为人，认为按照唐季珊提供的那两封“遗书”，她没有理由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此，沈寂追踪了数十年，意在揭开这个谜。在沉寂半世纪后，当他为编写阮玲玉的电视资料片，再次查阅大量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阮玲玉去世一个半月后出版的《思明商学报》。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面刊登了两封阮玲玉的遗书。沈寂研究后说，这才是真正的遗书。
这两封遗书与阮玲玉的生活实际情况和心境完全吻合。遗书中说唐季珊“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联华电影公司经理黎民伟1934年1月30日的日记可以作为印证，他写道，这晚在杏花楼请客吃饭，唐季珊不知何故，竟当众殴打阮玲玉。自杀前的晚上，黎民伟为欢送一位美国友人，邀请许多导演演员参加宴会，人们纷纷鼓励阮玲玉勇敢地在法庭上与张达民斗争，使她增添了信心，散席后，她心情愉快地主动和唐季珊去扬子舞厅跳舞。回家的路上，汽车司机听到两人议论诉讼的事情，唐季珊责骂阮玲玉害人害己，对不起他，并争吵起来。估计回家后，他又打了阮玲玉，这就是遗书上的“今晚又打我”，直接导致了阮玲玉走上绝路。
在新发现的遗书中，阮玲玉斥责了张达民与唐季珊的卑鄙，称唐季珊是“玩弄女性的恶魔”，说“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这和她向黎莉莉、林楚楚坦露的心声完全一致。如果把前后两种遗书对照起来读，不难看出，新发现的遗书在文笔遣词上也更符合阮玲玉本人和自杀前的心态。正因为遗书揭露了张达民与唐季珊的丑恶嘴脸，唐季珊不得不伪造假遗书来欺骗世人。
那么，《思明商学报》上刊登的阮玲玉真实遗书，为什么在如此长的岁月中未得到流传呢？沈寂解释说，那是因为这份报纸印刷量很小，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连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向《思明商学报》提供阮玲玉真实遗书的梁赛珍姐妹，先是受唐季珊委托制造假遗书，后来又良心发现，才揭露了事情真相。梁赛珍姐妹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明星，阮玲玉死后，她们继续活跃在演艺界，如果《思明商学报》发表的阮玲玉遗书是有人以她们的名义伪造，那么必然会引起风波，但当时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足可反证这两封遗书的真实性。
前上海市文联主席吴贻弓对沈寂先生很是尊重，他曾说：“在现下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同仁圈里，恐怕已经很少有人能像沈寂先生那样手头掌握着那许多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亲历资料，也很少有人能像沈寂先生那样在记忆里留存着那许多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鲜活影像了。所以，圈内有人赞誉他是一部早期中国电影史的活字典，我觉得一点也不过份。”
华君武：“写上海社会如此手法不凡，非后生可及。”
对于上海，沈寂是再熟悉不过了。虽然祖籍浙江奉化，但他出生在上海，生于斯长于斯。沈寂深有感触地说：“我对老上海的熟悉，就因为置身其境，亲眼目睹，其人物故事本身就显得十分生动。我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就写不出老上海的各色人物，即使写出也未必真实。”
时光转到九十年代。上海内部放映的香港片《反毒英雄黄金荣》，把贩毒者美化为反毒人，歪曲事实。沈寂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黄金荣在旧上海生涯的小说，获得了《新民晚报》社的支持。于是，沈寂一头钻进了《大亨》的写作中。当时沈寂居住在金陵西路一间朝西的阁楼里。大热天他伏在临窗的小桌上写作，赤膊上阵仍汗流不止，老伴不时地用毛巾浸冷水盖在他的肩上，为他擦汗降温。他如此一边写作，《新民晚报》一边连载，像接力赛一样。连载不到半月，已好评如潮，引来人们的街谈巷议。一次沈寂在赶路，就听得两人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大亨》，说什么情节写得好，什么地方写错了等等，沈寂不耻下问，与他们交上朋友，还登门虚心听取意见。后来连弄堂口传呼电话间里的人也不叫他沈寂，有电话来，就亮着嗓子喊：“‘大亨’，电话来啦！”
没想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也读到了《大亨》，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信：“连载大作《大亨》引人入胜。我三十年代在上海读书、做事，和一般未在上海的读者感受不同。我不认识你，猜你是个老先生，因为写上海社会如此手法不凡，非后生可及。”后来，《大亨》连载完毕，准备结集出版，需要配插图，恰巧华君武途经上海，听说此事，马上推荐上海画家戴敦邦先生操刀。《大亨》初版印了十三万册，各媒体给予报道宣传及高度评价。由此开始，沈寂将写作的触角转到了老上海领域。
一次，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在文化系统的专题会议上，谈到英国人写的《上海》一书翻译出版之事，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写老上海题材呢？还专门请到会的柯灵、沈寂发言，谈谈对老上海题材的看法。会后，《解放日报》领导还将他们两人留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研究，希望沈寂能写写哈同这个人物。不久，以《大班》为题的长篇小说在《解放日报》连载。哈同是洋人在华从事房地产经营成功人士，《大班》写活了一个外国商人在中国神奇发迹的形象。
沈寂的父亲当年不仅与上海大世界创始人黄楚九认识，且是朋友。所以，后来写起黄楚九的传记小说《上海大世界》来，得心应手。
沈寂自此又一发不可收，他记得，解放前他写的小说在刊物上发表，都有当时著名画家江栋良、董天野、乐小英、米谷等配画插图，非常吸引读者。现在能否恢复这个图文并茂的优良传统呢？他的想法与老搭档戴敦邦先生一拍即合，两人数度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他俩将《大亨》精心编绘成长篇连环画，作为中国连环画的代表作，参加比利时举办的首届中国连环画大展。接着，他又主编了《上海老城厢》《老上海南京路》《老上海电影明星》《三百六十行》等等十余部“老”字号的文集与大型画册。
他与被誉为画坛“一只鼎”的上海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合作，为《哈哈画报》推出“百年上海滩”专栏，连续刊载了三年。两人配合默契，各展所长，完成了一项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创作。去年，作为2013 年度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两人合作的成果选辑《哈哈镜——贺友直沈寂画说百年》新书发布。沈老说故事，贺老以白描的画面勾勒出故事场景，以逼真和传神，为“再现老上海的历史风貌”，留下了精彩的画卷。
面对如此煌煌之作，记者不由问沈寂先生，为何对民国以来的上海文化情有独钟？先生十分明晰地表示：几乎找不出另外一个城市可以像上海一样受到世人的关注。沈寂说，他的老师和挚友柯灵先生在为其三部代表作所作的序言中说出了他的心声：“在声名显赫的世界级大都会中，几乎没有比上海更色彩斑斓，更引人注目的了。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的会合点，古代和现代、新和旧、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在这里风云际会，激烈碰撞，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正如美国的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就是莎士比亚复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情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