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雍正宣讲团（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庄秋水
1731 年 6 月， 左都御史史贻直率领 51 个人的“雍正思想宣讲团”， 声势浩大地离开京城， 前往陕西、 甘肃二省“开导训谕， 觉悟愚蒙”。
在宣布正式任命宣讲团的谕旨中， 皇帝向成员们强调了此行意义所在， 假若陕甘人民能够“笃尊君亲上之义， 消亢戾怨怼之情”， 便可以借此澄清那些流言诽谤——它们恶毒攻击皇帝对准噶尔部用兵、 运输军需物资和征调兵役等对百姓造成的搅扰。
如此， 不但帝国的官员们可以“安居乐业， 俯仰优游”， 还牵引着官二代官三代们的美好未来。
一个月后， 史贻直率团抵达西安。
按照分工， 史贻直留在西安， 办理西安、 凤翔两府和临近几个州的宣谕化导； 钦差大臣杭奕禄、 郑禅宝分别率一队继续向西， 往榆林、 延安二府。史贻直还有一项特殊任务， 他从刑部大牢中提出一名重犯——1728 年曾静案的主犯张熙，带往陕西。
他派一位亲信观察这个犯人一路上的言行举止， 以便向皇帝报告其对谋逆大罪的悔改程度。
宣讲团此次的理论武器之一， 正是曾静案的专案材料《大义觉迷录》。
编印这样一本不寻常的书， 堪称专制君主雍正创造性的统治术。
在他之前， 没有哪个帝王有胆识公布这样 “大逆不道” 的材料， 作为全民教材。
他想抵达知识分子的思想甚至灵魂深处， 让他们自我批判，以此改造他们的思想， 做大清朝驯服的臣民。
史贻直命令把雍正的一系列上谕——包括宣谕化导、 征讨准噶尔和转运军需等写成标语口号， 张贴于城乡 市镇交通要道和路口， 务令最多的人亲沐皇帝的圣恩。
他把西安分为三片，各自搭建一个龙亭和讲台， 首先召集士绅与庶民， 焚香顶礼龙亭内皇帝的长生牌位， 然后宣讲开始。
自然， 史贻直是第一主讲人， 然后是帝国的其他知识精英们上台。
他们宣读上谕和《大义觉迷录》 里的内容， 再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 阐扬其中的精义。
至于宣讲效果如何， 如今所见则只有官员们的一面之词。
在给雍正的奏报中， 史贻直报告宣讲极其成功。
署理陕甘总督査郎阿率领一批官员， 亲自参加了郑禅宝小分队在肃州的宣讲。
他写给皇帝的奏折， 报告说， 当宣讲团人员讲到康熙、 雍正两位皇帝如何勤政爱民时，听众“无不中心感激， 涕泪交下”； 当揭发蒙古部落狂悖叛乱， 皇帝的兄弟们、 年羹尧等人怀挟异志， 兵民们又“无不发愤激烈， 怒形颜面”； 当颂扬雍正天性纯孝英明神武时， 百姓则“无不欢喜踊跃， 嵩呼如雷。
自晨至暮， 无有倦色”。
当宣讲人员问百姓们从前办军需，可有致怨皇上或私相谤议时， 听众跪地回禀：
皇帝原是为民大发天兵， 岂有致怨之情理！
再说，“办理一切军需， 丝毫并不扰累民间， 我等不但不知采办军需之苦， 且因此而大沾天恩，家家丰衣足食”。
真是一份完美煽情的报告。
我们无从知晓雍正接到这份报告， 内心深处作何思考。
自己的这一奇招真有此奇效？ 还是已深谙帝国官员欺上瞒下的伪饰习性而有所保留？
雍正又有了一个新构想。
他成立一个空前绝后的“四人小组”， 集中火力批判曾静和众多潜在叛逆者们的精神教父吕留良。
作为一个深具政治敏感的皇帝， 他深知， 精神上的流布
比具体的一两次行动更具危险性。
雍正认为“四人小组”的批驳显示， 吕留良不过是一个 “口谈圣贤之言， 言行不符之小人”。
这部由内廷刊印的《驳吕留良四书讲义》 被发到全国学宫收藏， 供士子们览阅学习。
次年 2 月 28 日， 西行宣讲团工作结束。
史贻直被擢升为兵部尚书， 暂时留陕代行巡抚之职。
他上书请求圣裁张熙的去向。
通过近九个月的观察和一系列面谈， 他认为张熙确有悔改之心， 但“观其言动举止， 实系卑污下贱之辈”。
这份奏折在 3 月送抵宫中， 皇帝答复，把张熙遣回原籍湖南安仁， 若有用他处， 谕旨一到便来。
曾静曾说， 雍正是个“世路上英雄”， 即俗谚所谓“光棍”。
光棍而有想法， 就更加让人生畏。
他以霹雳手段残害读书人， 定点清除声望高影响力大的精神领袖， 又以非常手法在民间和士人中间展开“整风运动”。
其结果， 便如黄裳先生所言，“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 大大加强了奴性。
流风馀韵， 至今还没有销歇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