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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百年发展历程简述 敦煌学百年发展历程简述
[摘 要]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现在流散于全世界， 它是一段伤心的学术史。
二战后敦煌学在日本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国人在后来的敦煌学研究中力争其研究中心。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中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学会， 提出了“敦煌学在世界” 的口号， 表明了在敦煌学研究中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因为文物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问题， 在敦煌学的研究中必须重视敦煌文物的回归问题。
[关键词] 敦煌； 学术史； 敦煌吐鲁番学会； 文物回归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 （2014）
08-323-2
本文拟以敦煌遗书的归属地为题对敦煌学之百年发展史及其未来发展模式、 走向进行简单论述、 探讨。
学界对于敦煌学之发展已有较多论述， 本文以敦煌遗书为中心探讨之。
一、 敦煌学在国外――遗书外流及其学术伤心史
1900 年旧历五月， 正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 进逼京津之际， 中国西北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打开。
敦煌遗书一面世， 就遭到了文化盗宝者的疯狂盗掘， 国内国外之部分文化人对其瓜分几尽。
敦煌宝藏发现在一个错误的年代、 一个难以得到保护的年代。
藏经洞之发现、 敦煌遗书之流散， 有其必然性。叶昌炽是最早研究敦煌文书的中国学者， 但他是一位有壮志无壮行的文化人。
他西行却没有到敦煌， 实在是一种遗憾。
斯坦因从1900～1931 年共进行了四次中亚探险考察， 第一次未到敦煌， 第四次所盗物品未带出中国国境， 第二、 三次大量盗走敦煌遗书及其他西域各地文物文书。
所盗敦煌遗书运至英国和印度以后， 经其本人及其他欧洲学者的整理研究， 使得敦煌学在欧洲发展很大。
但是， 斯坦因的文化盗宝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道义上连一些英国人也谴责过他。
斯坦因捷足先登， 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汉学家， 所以盗去了敦煌遗书中最精华的部分。
1908 年八月伯希和在盗取了敦煌宝藏后带着宝物到北京，然后去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了。
当他述职完以后， 于 1909 年再
次到北京， 这次他向北京的学者们展示了挑选的部分经卷。
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学天才， 他是第一个为敦煌写本编目的人， 他也最早倡导敦煌研究中的国际合作。
北京的一批士大夫们在看到伯希和带去的精品后， 仍无人肯西行一步。
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文化学术中心转入西南西北时， 部分文化界人物才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祖国的西部。
1902 年在德国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 斯坦因报告了在中国西北和阗发掘的经过及取得的成绩。
会后各国都派遣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进行“科学考察” 。
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 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由于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多是一些年轻的僧人， 没有受过基本的考古学训练。
同时， 虽然他们写有一些日记或旅行记， 却没有出土文物的信息记录， 从而给整理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日本国内对大谷探险队的收藏特别分散， 其收藏的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已相混淆，不大容易分别。
但是， 日本在斯坦因、 伯希和盗宝以后， 在这个政府已经将敦煌残卷运回北京以后， 还是在敦煌一带收集了数量相当的敦煌经卷。
俄国的鄂登堡是劫夺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
俄国所藏敦煌文献长期以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 由于政治原因， 也没有进行整理公布。
直到 20 世纪末期才渐渐公布出来。
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 所获来源非一。
故俄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于藏经洞， 其所藏一万多号文书大多都是一些碎片、 残片。
来自美国的华尔纳只是一名艺术史家， 而不是语言学家， 因此他对于手稿并不是十分地感兴趣。
华尔纳剥离了一些洞窟壁画运回了美国。
但是美国确实藏有少量敦煌遗书， 其来源等也不清楚， 但有部分是华尔纳第一次福格考察队在路途中够买的。
敦煌遗书的流散不能仅仅迁咎于外国的一些探险家、 考古家、 艺术家， 国内的学人也是一样地偷盗。在藏经洞时、 在残卷解京途中， 中国的文化名人往往偷盗据为己有。这些文化名人有汪宗瀚、 李振铎、 何彦�、 刘廷琛、 方尔谦等， 后又流于市面。
抗战时张大千的发掘又是盗宝式的发掘， 没有科学的记录。
二、 敦煌学在日本――二战后敦煌学的大发展
日本敦煌学的发展， 从其起点来说， 大致与我国相同， 都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在 30 和 40 年代， 两国学者的研究各有所长， 在某些方面， 我国学者
还具有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特别是 50 年代以后， 日本的敦煌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其突出成就是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从经史子集和文学作品的研究， 扩大至社会历史的研究， 在经济史、 法制史、 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史方面， 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一部部鸿篇巨著相继问世。
这些成果， 对中国古代史， 特别是对魏晋隋唐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敦煌学各研究领域中， 还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与日本的成果相比拟。
以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研究为例， 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 这是“日本东方史学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辉煌成就之一” 。事实的确如此， 他们的这项研究成果， 汇聚了从三、 四十年代敦煌户籍文书的研究和 50 年代大谷文书中吐鲁番地区给田、 退田等文书的研究， 从而将均田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为最终阐明均田制的性质和施行奠定了基础。
日本学者能在敦煌学上取得重大成就， 主要有三个因素：
从研究条件来说， 他们能够不断地到英国、法国等地查阅原件， 尽可能多地收集、 发掘有用资料， 编辑出版校勘精细的录文本； 从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来说， 重视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相结合； 从治学态度和学风来说， 重视原始资料的整理研究与理论问题研究相结合。
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成就， 承认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的领先水平， 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还主要研究了佛教经典。
宗教文化始终是和最高水平的人类文化相关联的。
日本人对佛教文献的研究， 在研究佛教东传及其历史意义上有重大的突破。
三、 争回敦煌学的研究中心――中国学人的努力 <!--endprint-->
长期以来， 学术界普遍认为， 1981 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应邀在南开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时， 首次谈到了“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日本” （后来的研究证明这其实是一个误传）。
同年， 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
讲演时重复了这个说法。
此话一经流传， 就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中国学人扼腕叹息， 奋发努力， 甚至有人提出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季羡林先生则在给很多年轻人的书中写序时、 在很多场合都引用这句话以鼓励学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向发展，到目前为止， 已出版的著作数百余种。
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 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 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
其中不少论著
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 受到普遍重视。
在敦煌学诸多成果中， 最受国内国际敦煌学界重视和关注的， 是近十来年陆续出版的敦煌文献大型八开图录本， 它们是：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江苏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各地散藏文献，分别由各出版社出版了 20 余册。
这批图录本搜集完备， 编辑细致，图版清晰， 印制精良， 有许多文献是收藏单位首次公布。
这是一项空前规模、 异常困难的浩大工程， 它的完成， 不仅为中国的敦煌学， 也为世界的敦煌学建立了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丰碑。
四、 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作
敦煌文献所处时代， 是我国造纸术普及、 纸卷取代简牍的时代， 是雕版印刷术开始问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作出辉煌贡献的时代。
敦煌文献的不朽价值和无穷魅力， 就在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在此时期创造的领先世界的先进文化。
它是属于中国的， 也是属于世界的。
百年敦煌学发展的历史证明， 它那广博深厚的多学科、 多语种的内容， 光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全部研究透彻的， 何况还有大量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 这都需要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予和密切合作。
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这个主张， 实在是高瞻远瞩， 目光远大， 既体现了敦煌学已是国际之学的现实， 也包含了要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敦煌学的发展之意。
要求中国学人不应再纠缠于敦煌学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不要再因为一些不恰当的提法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但也不能盲目自负。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 在 20 世纪50～70 年代， 我们与其他国家敦煌学研究究竟存在什么差距？ 为何会有这种差距？
进入 20 世纪， 由于中国敦煌学界在“敦煌吐鲁番学会” 的很好领导下， 努力培育敦煌学人才， 又由于国际交流的加强， 中国敦煌学者和国外敦煌学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深入交流， 且开展国际合作项目， 例如建立敦煌遗书的电子化检索系统等。
在高田时雄等的倡议下， 又成立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 及时沟通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 以加强信息交流。
五、 敦煌学在敦煌――敦煌文物回归
其实， 在敦煌学这个领域， 谁也不应也不可能成为“敦煌学中心” 。
也不能准确地说敦煌学在某个地方， 此处所言敦煌学在敦
煌， 是指敦煌遗书而言， 是指敦煌遗书的回归问题。
在新世纪、新时代建立一个很好的敦煌学的资料库实属必要， 英国 IDP 正在建立的是图像的资料库， 现在再建立一个能够检索的资料库， 而且这个资料库与论著系统的资料库联合起来。
既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供全球学者享用的资料库， 那么以后对敦煌原卷的利用就要减少以至于不用。
这样它们的回归问题便显示出来了。
一件文物， 离开了它原来的保存处、 出土地， 其价值就大打折扣。
所以， 敦煌遗书必须回归敦煌， 这样才能更加显示出其历史文化意义。
虽然敦煌遗书在国外的保存时间已经超过了国际法的规定， 但敦煌遗书是有尊严的， 文明是有尊严的。
敦煌在中国中古社会是亚欧大陆上中西交流的一个国际性城市， 它的历史地位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出自于敦煌的遗书的尊严更与敦煌这个地方有着密切关系。
我们的文明是有尊严的。敦煌遗书只有回归敦煌， 才算是敦煌学国际交流合作的真正喜事， 才算是真正的国际合作。
综上所述， 本文以敦煌遗书的归属地为中心， 对敦煌学百年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要述说， 并对敦煌文物回归的问题做了说明。
参考文献：
[1]刘进宝. 敦煌学通论[M].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2]褚良才编著. 敦煌学简明教程[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3]（日）
藤枝晃. 敦煌学导论[M].天津：
南开大学历史系印， 1981.
[4]姜亮夫. 敦煌学概论[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荣新江. 敦煌学新论[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作者简介：
路莹（1973-）
女， 汉族， 吐鲁番博物馆保管部， 研究方向：
近代学术发展史， 吐鲁番出土器物文献，文物保护与修复。
胡振卉（1970-）
女， 汉族， 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局， 研究方向：
文物保护与修复， 吐鲁番出土器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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