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第17卷研读笔记【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在《战争短评》（11—277）
中恩格斯在谈到法国曾经对德国和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比利时）
进行的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 目的都是为了从东面和东北面夺取更大的地区来掩护一度位于国境边缘的巴黎时指出， “我们应当承认， 居民的种族、 语言和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法国主要由于 1780—1798 年的革命得以完全同化其余的地区。”中国的革命也曾完全同化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
但是这场革命被贬低了， 民族问题也成为国内一个头疼的问题了 。
在这里， 恩格斯指出一个原则， “ ‘如果军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战事一定不可避免地恶化。” 但这个原则后人并没有很好地遵守， 以至于不断地接受教训。
在谈到巴黎一些人组成了一个“街垒委员会” 以便使城市适于进行街垒战和房屋争夺战时， 恩格斯指出， “当时报纸百般嘲笑这个委员会； 但是来自普军参谋部的半官方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 德军主要是因为预料必然会遇到坚决的街垒抵抗， 所以才不得不决定用饥困的办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 现在一些人也在百般嘲笑毛泽东当年的备战备荒。
要是没有毛的这一举动， 邓小平是得不出大战打不起来的结论的。
在《致“人民国家报” 编辑部》（314—316）
中马克思指出，“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 很自然， 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 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很显然， 新的国际工人协会应当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尽快组建起来。
在《致“工人报” 编辑部》（317）
中马克思指出，“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 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 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 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行。” 捏造应当被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
今天， 国内外的一些媒体也在进行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捏造，应当立法加以严惩。
对于国外媒体的严惩方法是禁止其成员进入中国， 对于参与捏造的其在国内的撰稿人进行惩处。
在《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320）
中恩格斯提到， “安特卫普有500 名雪茄烟工人失去了工作。
工厂主要他们进行选择：
要么解散他们的工会 （属于国际工人协会）， 要么被解雇。
全体工人毫无例外地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工厂主便关闭了 他们的企业。” 因此， 与其说是工人的罢工， 不如说是资本家的罢工（同盟歇业）。
而恩格斯对德国的雪茄烟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工厂主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要求， 不让他们在你们中间招收工人到安特卫普去， 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义务。”
在《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331—389）
中马克思提到，“公社在 4 月 7 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 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 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 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 ……不过， 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 赦免， 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 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 巴黎公社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对那些俘虏被枪毙承担责任。
有人指责当年红军不该杀了张辉瓒， 否则国民党不会那么血腥地杀共产党人。
这种愚友和敌人没有两样。
革命者的宽宏大量源于革命者不认为这种屠杀对自己有威慑作用。
但是， 既然反革命
实行虐杀， 就说明反革命认为这种虐杀有威慑作用，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 就只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这恰恰说明， 报复将对反革命起威慑作用。
因此， 敌人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应当对敌人怎么样， 除了那些被敌人胁从者。
以暴易暴， 是制止暴力的不二法门。
任何指责革命暴力的人， 无一例外是反革命暴力的帮凶， 除非他们有成功制止过反革命暴力的功绩。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 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 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
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从公社委员起， 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 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 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 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 然后又依次背叛的。
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 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 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应当更好地表现自己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更多地兼管行政， 人大代表应当全脱产并领取工资。
中国的一切公职人员应当只领取人均工资水平的工资， 至少不得超过人均工资水平的三倍。
法官应当与人大代表同时进行选举。
马克思指出，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 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 即常备军和官吏。
……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但是， 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 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现在有人提倡廉价政府， 把它作为目的， 却不知道廉价政府应当是伴随什么而出现的现象。
马克思指出，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 是终于发现的、 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 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而是一个骗局。
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 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 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
劳动一被解放， 大家都会变成工人， 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既然劳动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在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社会奴隶地位长期并存， 那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想不成为一个骗局， 就必须让公有制展开与私有制的竞争， 就不应当在没有强行公有化的同时强行私有化， 就必须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努力提高公有制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
马克思提到， 公社“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
属于这类措施的有：
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 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 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 审判官和执行吏， 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
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 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现如今， 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有惩罚工人的罚金， 比如迟到一小时扣多少钱等， 应当立法规定相关的罚金条例， 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罚金和超过规定金额的罚金不能征收。
否则， 要双倍向企业主征收罚金， 专项用于社会保障。
对于经济危机期间， 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也应当交给工人协作社， 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马克思提到， “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 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
公社
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 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这是革命政府应有的态度。
不是永远正确的， 但正因此才永远是光荣的和伟大的。
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年 9 月 17—23 日》（441—465）
中我们看到， 恩格斯在 1871 年 9 月 21 日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 “有人鼓吹放弃政治， 说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存制度。
存在总是存在， 我们对它承认与否，〔它毫不在乎〕。
但是， 如果我们利用现存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手段来反对现存制度， 难道这就是承认吗？ ……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 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1871 年 9 月 25 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467—468）
中马克思指出， 国际“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 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
国际的建立本身， 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 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
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 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
……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 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
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
在国际成立以前， 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 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 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太清醒了。
政治家们应当认清自己在历史中到底是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在这里， 马克思还指出， “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
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 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 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
但是， 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 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496—498）
中恩格斯指出，“市场上资本充斥， 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 为了使人类受惠和使企业主发财而设立的招摇撞骗的公司， 有如雨后春笋。
……所有这些股份公司， 不言而喻， 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 以便企业主们能够有利地推销他们的股票， 至于股东们将来怎么样， 那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三四年， 所有这些招摇撞骗的公司就会有六分之五连同上了当的股东们的钱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把积蓄投给这些‘资本雄厚、 财源茂盛’ 的企业的， 一向主要是积蓄不多的人， 而且他们这样做总是恰恰在股票行市被哄抬到顶点的时候， ——他们这是活该。
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 而且一部分也实在是自己挣得的钱财装进大资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如今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上也是如此。
美国次贷危机中那些银行和公司不就是把次贷推销出去后再也不管它会怎么样吗？
恩格斯进而指出， “这些人丝毫没有接受教训。
但是， 即使他们接受了某种教训， 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照样会强迫他们不断地重复人们早已熟悉的经济高涨、 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 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地重复， 直到无产阶级起义终于使社会不必再作这种无意义的循环为止。” 这表明，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今后还会继续重演， 除非美国金融资本及其政府被美国人民所推翻。
在《 “法兰西内战” 草稿》（533—662）
中马克思谈到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
尔时指出， “只有他这种头脑空虚浅陋的人才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幻想， 仿佛一个以他作为首脑， 其国民议会一半属正统派、 一半属奥尔良派， 其军队由波拿巴的将军们掌握的共和国， 一旦得到胜利， 不会把他一脚踢开。” 戈尔巴乔夫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脚踢开。
其实， 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人， 想不被踢开很难。
马克思在谈到像梯也尔、 法夫尔、 杜弗尔、 加尔涅-帕热斯（另外只有少数几个同类的流氓）
这批衰朽不堪的议会小丑和阴谋家， 怎么会在每次革命之后不断重新浮到表面上来篡夺行政大权时指出， “那些人尽管非常不得人心， 像二月革命后的梯也尔那样， 而人民出于宽宏大量还是把他们放过去了。
每次人民顺利起义以后， 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喊出和解的呼声， 这种呼声在人民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最初阶段得到人民的响应。
在这最初阶段过去之后， 只要人民还掌握物质力量， 像梯也尔和杜弗尔这种人就隐蔽起来， 暗中干他们的勾当。
一旦人民被解除武装， 他们立刻重新抛头露面， 并被资产阶级捧为他们的〔头领〕。” 新中国建立后， 中国人民有没有出于宽宏大量而放过去一些人？ 是不是这些人在 1958年跳出来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 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 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 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 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 己。
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 首先就以国民自 卫军代替了 军队。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 就足以根除常备军； 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债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 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
马克思还指出， “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 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 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 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 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 而现在， 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
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不应当由上级任命， 而应当选举。
这样就彻底消除了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度。
在这里， 我们看到中国一些人鼓吹的腐败有利论的根源：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二月革命曾被唤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