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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卷研读笔记
在《在“人民报” 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3—5）
中马克思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我们看到，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
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 由于某种奇怪的、 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
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 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现代工业、 科学与现代贫困、 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 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 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 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 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 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
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
我们知道， 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 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 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
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 是现代的产物。
在那些使资产阶级、 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 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 好人儿罗宾， 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 光荣的工兵——革命。
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
当然， 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 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 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
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 多么英勇的斗争， 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
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 （35—40）
中马克思指出：
“商业银行用贴现、 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来的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 而动产信用公司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
例如， 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 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 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
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和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不相适应， 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也是同样的道理。
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 那么， 游资和固定资本的应有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就值得我们去研究了 。
在这里， 马克思对股份公司进行了 评价：
“不能否认， 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
一方面， 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 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 另一方面， 不应当忘记， 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 而是资本。
由于这一套做法， 私有者变成了股东， 即变成了 投机家。
资本的积聚加速了， 其必然结果就是， 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 。
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 ， 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 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 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
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 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更。
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 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
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 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 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 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
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 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 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 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
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 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 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
义。
” 有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对于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消极的扬弃来力图把股份制这种工业封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为害中国甚多。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波拿巴一伙力图建立“把私人高利贷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垄断起来的股份银行， 其指导原则应当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 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 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
他们所想出来的新思想， 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 而这个指导原则正是今天的投资银行的指导原则。
恰恰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不是破产就是转变成商业银行， 尽管其投资银行业务一点也没有少。
在《西班牙的革命》 （41—47）
中马克思提到， “一方面， 有现代工商业， 它们的当然首领资产阶级是反对军事专制主义的； 另一方面， 当他们开始进行反对这个专制主义的斗争的时候， 现代劳动组织的产物即工人们自己， 便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 要求取得他们在胜利果实中应得的一份。
资产阶级被这样迫使他们违背自己意志结成的联盟的后果所吓住， 便又重新缩回到他们所憎恨的专制主义的炮台的保护之下去。
这就是欧洲各国的常备军的秘密， 不知道这个秘密， 未来的历史家就不能理解它们。
这样， 就让欧洲的资产阶级懂得了 ：
他们要就必须屈从于一个他们所憎恨的政治权力， 放弃现代工商业的利益和以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要就必须放弃现代的社会生产力组织在其始初阶段只赋予唯一的一个阶级的特权。
连西班牙也提供了这个教训， 这真是既触目惊心而又出人意外的事。
” 数十年后， 中国也提供了 同样的教训。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专制也是这样形成的。是资产阶级资助蒋介石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 然后他们又被蒋介石集团压迫。
在《欧洲的经济危机》 （54—58）
中马克思指出：
“英国人想为自己庆幸， 庆幸投机活动的策源地已从他们自由的清醒的岛国移到了混乱的、 受专制暴君压迫的大陆。
但是， 他们忘记了， 他们在以多么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法兰西银行每月的月报， 因为这些月报影响着英格兰银行圣所中的黄金储备。
他们忘记了 ， 用圣水来供应欧洲动产信用公司们的大动脉的正是大量的英国资本。
他们忘记了 ， 英国商业的过分扩大和生产过剩这些他们称为“健康的” 而且现在还在大肆吹嘘（据说出口数字已达 11000 万英镑左右）
的东西， 是他们现在所揭露的大陆上的“不健康的” 投机活动的直接产物” 。
其实， 中国今天的所谓的实体经济也是一些中国人所批评的美国的虚拟经济的产物， 供应美国金融投机的也正是大量的中国资本。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 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公司的股东， 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 就能把公司的资本侵吞。
” 他所揭露的当时的英国皇家银行事件， 在今天的美国同样上演着， 如安然公司事件等。
而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上演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 。
在《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64—69）
中马克思指出， “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暂时地取决于供求关系， 只有在几年以内平均起来才取决于生产费用。
” 这句话解释了价格、 供求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90—95）
中马克思指出：
“的里雅斯特在并入奥地利帝国之后， 立即取得了完全不同于威尼斯所曾经占有过的那种地位。
的里雅斯特为它背后的那些广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提供了 一个天然出口； 威尼斯则一向只是亚得利亚海上的一个独占世界海上贸易的孤立而偏僻的港口； 而它的这种独占， 又是建立在那些没有认识到自身
有利条件的国家的落后状态的基础上的。
” 实际上， 香港虽然不偏僻， 但它曾经独占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贸易。
随着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和众多港口投入海上贸易， 如果没有大陆对香港劫贫济富式的支持， 威尼斯的昨天就会是香港的今天。
在《英中冲突》 （112—117）
中马克思针对英军的暴行指出：
“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 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 是否赞同， 或许还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第一次对华战争尽管借口并不体面， 但由于它展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前景， 各列强也就耐心地观望着， 那末， 这第二次战争岂不是要无限期地阻碍这种贸易吗？ 这次战争的第一个后果， 必定是把广州同绝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帝国臣民手中的产茶区隔断开来， ——这种情况只能对俄国的陆路茶商有利。
” 马克思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的文明民族是如何评判道义的， 告诉了我们， 这些文明民族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在《英国的新预算》 （140—147）
中马克思指出：
“不难理解， 直接课税是自由贸易在财政上的表现。
如果说自由贸易还有一些意义， 那末它就是意味着取消关税、 消费税、 以及直接妨碍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捐税。
如果捐税不能通过关税和消费税来征收， 那末只好直接按照财产和收入来征收了 。
但是在税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一种捐税减少， 必然会引起另一种捐税相应地增加。
这种减少和增加必定成反比例。
因此， 如果英国公众想取消大部分直接税， 那末就得准备让商品和工业原料纳更高的税， 总之， 就得准备放弃自由贸易制度。
” 那么， 今天中国的税制应当以所得税为主。
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175—178）
中马克思指出：
“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 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各约的义务、 侮辱英国国旗、 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
可是， 除了划艇‘亚罗号’ 事件以外， 它们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 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
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
„„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
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 我们一点也听不到。
” 欧美国家报界的这种做派在中国问题上仍然充分地表现着， 对于那里的所谓新闻自由， 嗤之以鼻是最好的回应。
在《工厂工人状况》 （197—200）
中马克思提到，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无庸争辩地证明了 ：
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劣现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 为了 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 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 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 。
如今中国关于工厂的一些立法如劳动合同法也在照顾厂主们的利益意见下归于无效。
在《英国工厂制度》 （201—208）
中马克思提到， “在工业一般增长的同时， 在个别地区发生衰落现象， 在许多州郡和城镇里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
决定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
的一般规律， 就是那个遍及现代工业所有一切部门的规律， 即集中的规律。
例如， 郎卡郡同它毗邻的约克郡的部分地区形成棉纺织业的主要中心， 就把王国其他地区的这种企业吸引到它那里去。
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棉纺织厂在 1838 年至 1856 年期间增长了411 个， 而在拉纳克（格拉斯哥）
、 伦弗鲁（佩斯里）
和安特林三郡， 这种企业的数目却减少了 52 个。
„„在某些情况下， 一个工业部门的衰落以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增长来补偿，
所以工业的转移可能看起来只是大规模分工原则的更明确的表现。
但是， 总的说来情况并不是这样：
工厂制度发展的结果倒是在使工业郡和农业郡之间建立分工。
” 马克思在这里的论述可以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在《动产信用公司》 （218—227）
中马克思提到， “动产信用公司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谢的， 主要就是经营这种吸引很大一笔国民资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业务。
” 如今所谓的金融创新从事的也正是这样的经营业务， 必须加以限制。
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 （313—317）
中马克思指出：
“如果以为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们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贷制度’ ， ‘促进国家的生产力’ 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 以为他们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除去收入（每年平均约为他们的股票所代表的资本额的 25%）
以外， 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润中分到 5%的红利——每人大约 275000 法郎， 等于 55000 美元。
另外，那些享有动产信用公司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的企业， 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们私人的事业有联系。
例如， 贝列拉兄弟曾经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 这对谁也不是秘密。
„„不仅所有这 15 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 他们还能够根据他们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规模〔证券投机〕 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 最后， 他们还能够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贷。
所以， 这些董事们发财之快才简直惊人。
所以， 欧洲的公众见到这些董事们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 就十分惊慌。
所以， 董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贷才有密切的联系。
其实， 其中有些人的财产， 由它们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 其寿命无疑会比公司本身还要长。
” 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到的现象在今天国内外的金融市场上都重现着。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能够制约这一点。
中国金融官员必须向全社会而不仅仅是向上级申报他们及其家属的财产。
在《英国的贸易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