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后异军突起，成为百年史学思潮递嬗中的重要一环。其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为代表的史学家，对史学研究进行领域开拓和方法总结，并在研究范式上展开全面而细致的探索，取得了卓越成就。其实践表明，新历史考证学已开始摆脱传统窠臼，关注现实，讲求科学化和学科化，促进了史学研究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蜕变。
[关键词]20世纪前期；新历史考证学；新史学；史学研究
20世纪初，新历史考证学继新史学思潮之后迅速崛起，并在30年代前后取得主导地位。在这一热潮中，以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以其精湛的史学研究，出色的史学成就，雄居史坛，为20世纪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文拟就此对新历史考证学的史学建树作一总结，探求其在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中的重要地位。
一、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
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新历史考证学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开辟并发展了历史地理学、宗教史、民族史、文献学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在历史地理方面，1932年顾颉刚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出版了专业刊物《禹贡》半月刊，开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先河。按照禹贡学会制定的工作计划，当时学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有：撰写中国地理沿革史；绘制科学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内容精详的历史地名词典；详备地整理历代地理志；辑录各种有关经济、移民等历史活动地理特性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计划虽然迫于时局多未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活动拓展了传统的沿革地理的研究范围，且侧重于学科基础的建设。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活动，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历史地理学者，正是他们中的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等人，在建国后共同建立起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在宗教史方面，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等人皆有筚路蓝缕之功。王国维根据敦煌卷子中发现的《摩尼教经》，撰成《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总结了唐宋时期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概况。胡适对于禅宗的兴趣一直没有中断，相关成果主要有《荷泽大师神会传》、《跋曹溪大师别传》、《〈楞伽师资记〉序》、《跋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藏北宋惠昕本坛经影印本》、《楞伽宗考》等。到了晚年，他又撰写了《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并根据敦煌写本校订了《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和《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等。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缜密的史学考证，对各种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究，其考证研究的范围包括元也里可温教、开封一赐乐业教、火袄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由此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界中颇受关注的宗教史料考证学派。陈寅恪国学功底深厚，且曾留学多国，精通数门外语，还熟识梵文和不少西域古代语言。其宗教史研究涉及到中国佛教源流、敦煌宗教文献和摩尼教经典考证，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宗教的分析探究等。
在民族史方面，新历史考证学的研究既继承了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又接受和运用了进化论等西方追求“科学”的史学观点，因而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著作数量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如王国维的《古胡服考》、《鬼方昆夷玁狁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黑车子室韦考》、《辽金时蒙古考》、《蒙鞑备录笺证》、《鞑靼考》等，皆是民族史方面的精到之作。陈寅恪对蒙古史的研究很有成就，解决了蒙古史上一些长期疑难未决的问题。如《元代汉人译名考》，广引汉、蒙、波斯等多種史料，考得陶宗仪《辍耕录》“氏族条”所列举的八种汉人名称即当时对契丹、高丽等地区内汉人的称呼。《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则是利用中外史料考证蒙古民族起源问题的佳作。陈垣在民族史领域耕耘多年，写出了《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耶律楚材之生卒年》、《耶律楚材父子信仰的异趣》、《萨都剌的疑年》等论文和久负盛名的专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其中，《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影响甚大，白寿彝称赞道：“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9
在文献学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陈垣，他围绕着史料学实践总结出了避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分支学科。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风俗，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但如掌握其规律，反可以利用不同朝代的特殊避讳现象，以解释古书的疑滞，辨别其真伪及其不同时代。利用避讳研究史料的学问，就叫避讳学。中国原有的年代工具书《纪元编》已显得陈旧，而当时通行的年表，又只有中西纪年对照，而无日月可查，学者多感不便。为此陈垣花费颇多精力，于1925年编出《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二史朔闰表》，解决了史学研究中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被称为年代学。所谓史源，是指追溯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指出后人在使用资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并予以纠正，同时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考寻史源时，陈垣提醒人们：“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2]2总之，陈垣在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等方面，为推进传统文献学的学科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当代学者有公允评价：“关于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的经验，但就以上四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是从陈垣先生开始的。”[3]323
此外，新历史考证学者在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及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元史等断代史领域，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研究成为“五四”时期以及此后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其他历史撰述的基础。
二、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
中国古代史学有着悠久的训诂考据传统，这是新历史考证学出现的重要基础。但是，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主要表现在其科学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这些方法带来了史料学领域的革命，是新历史考证学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证。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何谓“二重证据法”？王国维解释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4]37-38这种用“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释证、相互发明的治史方法，为古史研究开辟出一条新途径，推动了古史研究的发展。
王国维之后，对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的学者当是胡适。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在此书《导言》中提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是“明变”、“求因”和“评判”。同年，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用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诠释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认为后者“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仅在课堂上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历史观念，还鼓励同学按照这种方法和观念去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陈寅恪的治史方法灵活而独特，主要表现在：一是发挥宋代司马光开创的“长编考异之法”，并运用于历史研究当中，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柳如是别传》等，皆准“长编考异之法”而写成。[5]99二是诗史互证。前人虽有以诗证史的先例，但以笺诗和证史会通却是陈氏的重要贡献，如在《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中，他一面以史家手段笺证诗文，一面又按史学准绳利用诗文，以补充史传载记的不足。三是利用各种外文资料证史。由于他通晓多种语言，所以能运用各种外文资料与汉文资料进行对照，从而大大扩充了史料范围。
陳垣注意总结前人在历史文献学工作上的经验，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进而总结出文献学工作的法则。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校勘四法”，这是校勘学史上全面而精辟的总结。陈垣在许多著作中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材料，区分类别，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6]86如《元典章校补释例》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也是属于校勘性质的专书，全书5卷，收录材料194条，为例一十。“类例法”有举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在文献整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顾颉刚最初受康有为和崔述著作的影响，对古书古史产生了怀疑。后来他接受了胡适所提倡的“历史演进法”，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古史，“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能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7]95。借助“历史演进法”，顾氏进一步得出古史传说“渐次增高”的观念，并于1923年系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重要史学观点。这一观点和其后他提出的以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等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对于“五四”以后探索科学的古史体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新历史考证学对史学研究范式的探索
新历史考证学家因得力于时代所提供的种种条件，不仅在运用大量新史料和汇通中西考证方法上超过传统考证学，而且在研究范式上树立了新的坐标，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研究范式是王国维等人在长期的史学探索和考证训练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法，从而形成新历史考证学的总特征和总传统，并为其发展确定了总方向。
1.“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这是新历史考证学与乾嘉学术迥然不同的时代品格。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主观盲从、闭塞保守的痼疾，要求冲破旧史以帝王为中心的束缚，改变为以民众活动、社会生活为中心，叙述历史的进化，求其公理公例。其“新史学”的主张实已朦胧地具有史学科学化的意识。
至“五四”时期，西方近代新学理大量涌入，“科学主义”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追求史学的科学化，更成为兼具扎实考证功力与革新意识的史家自觉努力的方向。与许多卓有成就的史家所擅长的研究领域有别，他们的学术风格各异，所提出的理论主张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推动学术的不断创新却是他们共同的动力，这就是治史者应革除主观臆测、迷信盲从，或以琐屑饾饤、排比材料自限的旧习，向着史学科学化的目标努力，以求揭示历史的真相。许多新历史考证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西学背景，他们都尝试汇通中西考证方法，为推进史学的科学化做出贡献。其中，胡适反复阐发的实验主义方法，顾颉刚倡导“打破偶像”，傅斯年强调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陈垣为推动建立现代文献学学科所作的努力，都以各具特点的风格反映了追求科学化这一共同的时代取向。可以说，“科学主义”史学发展到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那里，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方面得到了比前人更为独到的理解。正因为“科学主义”史学倡导实证性、客观性、科学性而迎合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播，使得新历史考证学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繁荣。
2.“现代主义”研究范式。较之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新历史考证学在研究范式上的另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思路已经接近现代史学的研究路数，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以史学为中心。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新历史考证学者便不同了。他们的考证中心已转向史学，诚如吴其昌在描述王国维学术转变时所言：“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8]181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与王氏一样，胡适、陈寅恪、陈垣等人的考证研究的中心也在于史学领域。
其次，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但新历史考证学者已开始大量吸取新事物。这些新事物，除了在学术方法上的创新外，主要包括“取地下的实物”、“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等新史料、新理论和新方法，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是转移一时史学之风气，引领传统历史考证学走向“新”、走向“现代”的主要助力，也是“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9]247。
再次，从古籍整理转向考究重要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清儒考史，大多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也有对古籍的考证，并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史学中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民族、宗教、制度、文化等重要历史问题的考究。以制度史考证为例，诸如王国维对殷周制度变革的考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述等，皆是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的重要尝试。可以说，注重对历史问题的考究，是新历史考证学者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一个主要标志。
最后，从单纯的史学考证转向开始总结考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陈寅恪、陈垣的贡献最大。陈寅恪汲取前人经验，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即“先确定“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10]224。相较而言，陈垣更注重对考证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诸如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等，皆他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结晶。应该说，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学人，已为我国历史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工作。
3.“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史学所以经世。20世纪前半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史学界把精密的考证成果升华到理论高度，从而帮助政治家们揭示现代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之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反映当时的史学动态说：“以前所谓史学只达到事实的表面，现在应该探求它的核心了”。与此相联系，新历史考证学的选题和研究动机与现实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历史考证学曾被视为可以远离现实或者不与现实有什么联系。但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表明，历史考证学也受到现实左右，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考证学也强调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历史考证学学者也在学术研究中，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正因如此，诸如中外交流史、中西关系史、中外交通史、科学史等一系列颇具现实意义的历史问题，成为新历史考证学者考证的重要部分；即便是一些有关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的考证，也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表现出浓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如陆费逵的《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一文再次证实东三省热河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缪凤林的《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反驳了当时有人提出的中国民族即自外来的荒谬观点。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人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民族主义思潮再度燃起，此期新历史考证学的“现实主义”研究范式更趋鲜明。如陈垣借历史考证表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图为精密之考证而已”[11]482。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也旨在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宣传民族意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研究表明：考证并非仅仅是为了考证，而是更多地联系到了与现实有关的诸多问题。
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已经开始摆脱旧考证学的案臼，既有观点上的依托和支持，也有努力避免脱离现实和繁琐考证的偏向，其求真求实、重视材料、讲求“科学方法”的特征，都是突破旧史学、走向新史学的必备条件。历史考证缘于自身的方法局限，不可能囊括史学研究的全部，难以做到对历史的宏观性的理论归纳，但也不宜将考证与理论完全对立起来，没有考证的观点缺乏根基，没有观点的考证缺乏灵魂。
参考文献：
[1]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2]陈垣.史源学杂文[M].北京：三联书店，1980.
[3]白寿彝.史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四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5]桑兵.“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J].社会科学战线，2008（10）.
[6]白壽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J].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
[9]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刘乃和等.致方豪函，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下）[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