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日前，笔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采访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
笔者：听说您大学毕业后曾做了5年的商业工作，是什么使您转而投身动物保护的呢？
郭耕：1983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商业经济专业毕业后，就到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我曾一年为公司赢利百万元，获得了“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的荣誉称号。
在旁人眼中，名利双收的职业与业绩，相当辉煌，但是，我总觉得内心空虚，精神无所寄托。为什么？因为我认为，人生的意义，不能局限于自己的、眼前的、局部的或小团体的利益，还应该有更高尚的、公益性的追求。
在彷徨中寻寻觅觅的我，终于在从商的第五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绝对是“志愿者”意味的选择：放弃从商，投身动物保护。“明知山有猴，偏向猴山行”。我当起了饲养员，饲养的是国宝金丝猴。
与猴为伍的寂寞和原来灯红酒绿的商海喧闹相比，反差是巨大的，我也曾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孜孜以求的生活吗？幸好，大自然给了我莫大的慰籍，她的富饶、生动、多彩、美丽，向我展现了另一个世界。动物本来就可爱，但由于人类的贪婪，却变得境遇可怜，甚至可悲。对自然之美的挚爱和对动物现状的忧虑，成为我矢志不移献身动物保护事业的原动力。
先贤的遗训不断在我耳畔萦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是啊，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不就是一种志愿精神吗？不就是对理想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追求吗。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为了众生的幸福，为了地球的和谐，为了后代的安康，只要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就应该执著努力，如同一句歌词所说：“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
笔者：您就这样义无返顾，一干就是18年。其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郭耕：往事历历，笑对过去，有苦，更有甜。
1987年，我来到北京濒危动物中心工作后，曾任濒危动物中心灵长类研究室主任，先后从事过金丝猴、黑猩猩等动物的饲养。我很早就作为“中国灵长类饲养专家”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派往爱尔兰都柏林动物园工作，之后还考察、访问过美国、印度、德国、新西兰、朝鲜等许多国家。我说这就是去西天取经——吸取国际自然保护与环境教育先进理念。
1994年，我任濒危动物中心的教育基地主任，主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迁地保护中的公众教育”课题，并被世界自然基金会推荐前往印度进行环境教育国际交流。自那时开始著书，《世界猿猴一览》是我的处女作。1993年—1994年，我参加中美合作“绿尾虹雉繁殖研究”课题，承担野外考察部分工作，该项目获得“国家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我还曾多次参加动物救助活动，几度赴秦岭、岷山、邛崃山等地进行野外考察探险。长期的动物保护实践与环保志愿活动，多方面地与国内外自然保护同仁合作、交往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社会、环境状况的深切关注，使我成了一名坚定的动物保护者、温和的素食者，成了一名为自然争取权利的斗士。
1998年夏，我又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暨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专职从事环境教育工作。
1999年，我在麋鹿苑设计了警示教育项目——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并出版《灭绝动物挽歌》一书。此后，我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各种荣誉接踵而至。我被共青团北京市委聘为志愿科普顾问，获得了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麋鹿苑也被命名为“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2000年，我写作出版了《为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百件小事》一书；同年4月，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并获得全国环保界的著名奖项——“地球奖”；12月，文章《珍妮古道尔和黑猩猩》被选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全国初中语文实验教材第二册。
2001年，我的《鸟兽的绝唱》一书获得全国科普优秀图书一等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让麋鹿先回英国躲躲》一文获得“北京新闻奖二等奖”；我创意的“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及东方护生壁画”警示教育项目，获得2001年福特汽车环保大奖提名奖。除此之外，我还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和“民革全国先进党员”的荣誉称号。
2002年，我被北京科技周组委会评为“科普大使”。
2003年，编写出版了《猿猴亲仔图》和《鸟兽物语》，《鸟兽物语》一书获得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第一届北京市优秀科普作品奖。在抗击SARS工作中，我做为科普大使，撰写了《果子狸，我是无辜的》、《从非典想到南苑避痘》等文章，并用麋鹿苑良好的生态环境为抗击SARS第一线人员的子女服务，获得了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发的“首都抗非典先进个人”称号。
2004年，禽流感出现，我撰写了《从人类养禽史审视禽流感》，还在电视台、电台等多次参加关爱生命主题的节目。这年，我获得了“北京市科普先进个人”、“北京市动物保护先进个人”、“为首都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统一战线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2005年上半年，我不仅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和“生态道德教育先进个人”的称号，还获得“2004年度北京十大志愿者”和“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参加“志愿北京，迎接奥运”的评选活动时，我特地为大家写了一首藏头小诗：“志存高远世纪行，愿将一生奉众生。北风不抵春风暖，京城遍洒志愿情。”
面对这么多荣誉，我只把它当作对自己的鼓励，实实在在的作为才是环保志愿者的价值所在。为什么？十余年的动物保护、救护、繁育、考察工作，是大自然教育了我，是动物改变了我。我逐渐认识到：保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关起来，而应是把人管起来。环境问题的症结不在环境本身，而在人心的善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最凶险的敌人不是自然的穷山恶水，而是人性中的“穷凶极恶” ——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和眼前的利益，不惜以环境的破坏和物种的灭绝为代价。保护问题，实质是个社会问题。因此，我自愿去为保护环境而奔走呼唤、笔耕不辍，甚至长歌当哭。我之所以这样做，决不是因为权力的迫使，更不是因为金钱的诱惑。
笔者：您现在的头衔很多，如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青联常委、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副教授级高工、北京动物学会理事，还有《野生动物》和《生命世界》杂志编委……这些您最看重哪一个？
郭耕：我只以“东郭先生”自称。达尔文曾讲过：“生存下来的物种并非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有智慧的，而是那些对于环境变化最敏感的，这样的生物才是最优秀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敏感地领悟到“适度消费”、“生态道德”、“动物与人类是朋友”、“地球是共有的家园”等思想，并为自然保护事业奔走呼号，唤起人们保护自然的意识，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认为这些人是善良的、睿智的、优秀的。
《科普法》强调科普要坚持“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因此我主张科普工作的风格应是因人而异，有教无类，深入浅出，互为科普，亦庄亦谐，春风化雨，甚至嬉笑怒骂皆成科普。我对自己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一二三四”，即：一根筋、二踢脚、三爪猫、四不像。
“一根筋”指精神上要执著，一心一意，痴迷于所追求的事业。
“二踢脚”指学识上要多元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要触类旁通，向文武双全、文理贯通、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努力。
“三爪猫”指工作上不拘条件，什么场合都能适应，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全天候，随时、随地、对谁都能科普。
“四不像”指角色，在科普教育工作中，像教师不是教师；在动物科学研究上，像专家不是专家；在麋鹿苑博物馆讲解工作中，像导游不是导游；在科普文章的撰写上，像作家不是作家。
近年来，麋鹿苑的科普项目可谓创意频频，麋鹿沧桑展览、动物之家游戏、灭绝动物公墓、东方护生壁画等等接踵出台。北京市科普工作联席会支持建立的“北京濒危动物诺亚方舟”及配套的“仿真标本展示”已经亮相。“滥伐的结局雕塑”、“麋角三足鼎立纪念柱”、“鹿文化诗歌座椅”已相继推出，“鹿类动物馆”也正在建设中。
笔者：目前，您对麋鹿苑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郭耕：北京南海子是历史上元、明、清皇家猎苑的一部分，它的核心部位麋鹿苑，现在散养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麋鹿的原产地是中国，但长期未被科学界所知。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发现后，陆续将部分麋鹿运至欧洲。1900年，皇家猎苑毁于战乱，麋鹿自此在中国本土绝迹。上世纪初，英国乌邦寺主人贝福特公爵收集了当时世界上仅存的18头麋鹿，从而拯救了麋鹿这个珍稀物种。1985年，在中国国家环保局、北京市政府和英国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的共同努力下，麋鹿终于回归故里南海子。目前，这个项目是我国物种重引进最成功的范例，麋鹿苑也是世界上距首都最近的自然保护场所之一，在全世界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不仅为我国动物保护事业赢得了很大的荣誉，而且使得中国保护自然物种工作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20年来，麋鹿在这里得到了成功的繁育，已从最初的38头发展到近800头，并顺利实施了回归野外的工作。除此之外，这里的生态博物馆、鹿类研究中心和户外环境教育基地也都发挥了很好的效能。
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还需要得到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比如，麋鹿苑周边生态环境恶化是个突出的问题，建议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密切的关注。另外，麋鹿苑地处郊区，交通不便，沿途的指路牌也少得可怜，因此有人把麋鹿苑戏称为“迷路苑”。麋鹿的安全保护更是一个大问题，由于缺乏先进的防护设施，年年发生偷盗事件。总之，希望政府、社会和广大群众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名字中的“耕”，是笔耕不辍的耕。我的座右铭是“杜鹃啼血声声唤，不信绿色唤不回！”现在，我有看不完的书、讲不完的课、做不完的节目、写不完的书。
我热切期待着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自然、关爱鸟兽、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我坚信，只要有爱心，只要有信念，只要有行动，绿色家园就会生机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