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借鉴Novy（2006）的引力模型方法，测度了2000-2011年间中日两国服务业整体及分行业的贸易成本；根据Browning和Singelmann（1975）的服务业分类，对中日不同类别服务贸易成本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在选取8个服务行业中，平均贸易成本最高的为金融业和个人文化娱乐业，运输服务平均贸易成本最低；从分类的服务业来看，流通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低，消费性服务业贸易成本居中，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成本最高。
关键词：服务贸易；贸易成本；成本测度；分类比较
中图分类号：F75269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4-03-27
作者简介：马凌远（1981-），男，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3BJY11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GH-25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3-QN-245。
一、问题提出
贸易成本的重要性早已在国际贸易的经典文献中被验证，甚至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六大主要困惑的共同原因（Obstfeld和Rogoff，2000）。对于贸易成本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贸易成本的构成及贸易成本的测量。一方面，在贸易成本构成的研究中，交通成本普遍被认为是最直接的成本，其他还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交通费用、国内管制成本以及与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相联系的成本。此外，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贸易成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服务贸易中，除了地理、文化和制度差异的影响外，贸易成本大多与管制相关。总的来说，贸易成本问题很大也很复杂。另一方面，贸易成本的测量一直都是个难题。一些研究致力于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如Kee等（2009）估计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成本（进口配额、补贴、反倾销税），也有部分学者依靠对商业或物流服务提供者的调查来获取国际贸易成本构成的质量或数量指标。然而，这些方法没有对国际贸易成本进行广义的测量，而且将不同的方法和指标结合到一起进行广义的测量是很难实现的。萨缪尔森（1954）年将冰上贸易成本引入了一般均衡模型中，间接地对贸易成本进行了测量。随后贸易成本测量也主要以间接测量为主，且大多数研究者都选用了引力模型，如McCallum（1995） 、Rose （2000）、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然而，Novy（2006）指出，无论是传统的引力模型还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的具备微观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在间接测量贸易成本过程中都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如传统引力模型对于多边阻力的忽视以及改进引力模型对于贸易成本对称性的假设。实际上，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也承认现有的测量方法不太令人满意，迫切需要方法的改进。Novy（2006）提出了一个改进的且方便易行的引力模型，其不但构建了不对称的贸易成本，还是贸易成本的测量更为全面，包括了所有与使货物到达市场相联系的成本。该方法因其与现实更相符而大受欢迎，被广泛地应用于经验研究。
近几年，测度中国对外贸易成本的文献逐渐增多，且不断深化，但还远不够完善。钱学锋和梁琦（2008）、许德友和梁琦（2010）、方虹等（2010）采用Novy模型分别对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大都从宏观层面来度量中国的贸易成本，缺少中观层面尤其是服务业层面的研究，仅有马凌远（2012）测量了中国与G-7各国的服务贸易成本，但其没有涉及对各服务行业贸易成本的度量。
本文采用Novy（2006）模型，测量了中国与日本的整体及分行业的服务贸易成本，更为系统的衡量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选择日本为研究样本，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本目前是中国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服务逆差来源国。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0-2011年期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2004年中日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竟达4539%；其中，中国服务进口增长率5533%，出口增长率3675%，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尽管随后增速有所下降，但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世界服务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是基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重点度量的是我国分行业的服务贸易成本，基于现有的数据库，中日行业层面的服务贸易数据最为完整，而我国其他国家的行业服务贸易数据大范围缺失，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的进出口在中国对外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有所不同，贸易成本也会不同。对中国服务业各行业贸易成本的测度有助于理解中国服务业各行业参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模式，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
二、测度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测度方法
还需确定公式（3）中的两个参数S和ρ的值。Eventt和Keller （2002）认为，可贸易品占总产出的30%-80%，因此s的取值范围应该在03-08之间。但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不可贸易部分存在差别，服务贸易中不可贸易的部分主要是作为最终产品的劳务，然而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自然人流动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提供方式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服务产出中的可贸易份额可能会更高些。本文也将s值取其上限08，这基本和现实情况相符。此外，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几乎在所有的贸易成本测度重要研究中，ρ的值都被设定为8，如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4）及Novy（2006），这也非常接近Broda等（2006）计算的世界主要国家平均替代弹性值68。因此，本文也将ρ值设为8，同时为了更好地考察替代弹性对贸易成本的影响，也给出ρ为5（低弹性）和10（高弹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