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第18卷研读笔记,供大家参考。
第 18 卷研读笔记
在《论土地国有化》 （64—67）
中马克思谈到， “我不想在这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即讨论土地私有制的拥护者们——法学家、 哲学家、 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 我仅仅指出， 第一， 他们都花了 不少精力用“天然权利” 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权利， 那末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 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
” 我们在今天也没有必要理会西方经济学的全部论据， 没有必要把每个西方学者的胡言乱语都当作我们的研究对象而浪费我们的精力。
马克思指出， “在历史进程中， 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 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
” 这其实就是产权的由来。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既然从经济观点来看， 大规模地耕种土地（即使在目前这种使生产者本身沦为牛马的资本主义方式下）
， 比在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 那末全国规模地经营农业， 难道不会给生产的发展以更大的推动吗？ „„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 但是， 正是这种情况使土地分成许多小块， 由资金很少、而且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自己家属劳动的人来耕种。
土地所有制的这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块耕种的方式， 排斥了采用现代农业改良措施的任何可能性， 同时还把耕种者本身变成任何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 实行土地国有化， 并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 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 引起地租的增长， 从而给占有者提供了 靠生产者为生的新的方便。
” 农业的发展只能走大规模地耕种土地的道路， 而这一点在中国只能走集体化道路才有可能。中央被人误导而采取自由的土地流转， 既不会造成土地的集中， 更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只会使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阻碍。
在这里， 马克思甚至反对农村集体土地经济：
“我认为， 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
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
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 就等于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
”
在这里， 马克思是这样谈到计划经济的：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 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
农业、 矿业、 工业， 总而言之， 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
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 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
” 这表明， 国有化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这种国有化不是只包含部分劳动者的国有企业制， 而是包含所有的自由平等的劳动者。
这里的计划必须是共同的和合理的， 从而不应当是少数人制订的， 更不是由已经不存在的政府制订的。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明》 （71—78）
中马克思谈到柯克伦时指出， “他所攻击的所谓的国际的学说不是别的， 正是他的智力不足的产物。
”其实， 如今很多人所攻击的所谓的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别的， 也正是他们的智力不足的产物。
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178—180）
中马克思在谈到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时指出， “我们从来没有断言， 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 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 风俗和传统； 我们也不否认， 有些国家， 像美国、 英国， ——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 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 ——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 即使如此， 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 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 为了 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 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 今天那些反对革命暴力的人， 恰恰是主张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的。
在《伦敦来信》 （210—212）
中恩格斯指出， “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 政府使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 授权政府制定在伦敦各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条例。
政府利用这一权利， 下令张贴了一张条例， 规定凡是想举行这种公众集会的人， 必须在举行集会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将此事通知警察局， 并注明演讲人的姓名。
这个对伦敦报刊严密封锁的条例， 一笔勾销了 伦敦劳动人民最珍贵的权利之一——即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
服从这个条例就是牺牲人民的权利。
” 今天的中国劳动人民也没有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公园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 倒是一些分裂分子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在新疆和西藏打砸抢烧； 而另一些人则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和随便以什么方式鼓吹共产党非法和军队政变。
在《论住宅问题》 （233—321）
中恩格斯谈到“这种住宅缺乏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 只是因为它不只局限于工人阶级， 而且也伤害到小资产阶级。
” 如今中国的房价之所以普遍谴责太高也是因为伤害到小资产阶级白领。
恩格斯指出， “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
厌恶工业革命， 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 蒸汽机、 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 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
至于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 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 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 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劳动的十足收入’ 并使‘永恒公平’ 得以实现就行了 ！
只求公平得胜， 哪怕世界灭亡！
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 世界是要灭亡的。
” 显然，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也具有这种蒲鲁东主义的反动性， 在世界灭亡之前， 这种文化大革命先灭亡了。
与蒲鲁东相似， 如今一些人也是只求永恒的普世价值得胜， 哪怕世界灭亡！
而这种反革命要是得逞， 世界也是要灭亡的。
恩格斯指出， “有一点是肯定的， 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 只要合理使用， 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 问题。
当然， 要实现这一点， 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 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
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 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 今天的中国也不缺住宅， 空置的面积非常多。
恩格斯指出， “税收！
这对资产阶级利益关系很大， 而对无产阶级利益关系则很小：
工人当做税款缴付的一切， 归根到底包括在劳动力生产费用里面， 因而一定要由资本家来补偿。
” 所以资本家才是纳税人。
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就是为资本家服务。
恩格斯指出， “假定在某一个工业地区里， 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件事已经成了通例。
在这种场合， 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宅； 住宅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
力价值以内。
但是， 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 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 ‘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律’ ， 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 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
因此， 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约出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 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 租金， 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交给房东， 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交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
于是， 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会成为某一种资本， 但不是归他自己所有的资本， 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的资本。
” 不消灭资本主义， 工人就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物权法的问题就在这里。
恩格斯指出， “为赎买房屋而付出的额外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 例如， 工人在 15 年内渐次付出 4500 法郎以后， 能取得一所在 15 年前值 3300 法郎的房屋。
” 其年房贷利率仅为 4. 354%， 低于目前中国的房贷利率。
可见中国的房奴有多苦。
恩格斯指出， “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它们， 也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它们。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 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
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 任何特色都否定不了经济必然性。
针对米尔柏格的“描述是一回事， 说明则是另一回事” ， 恩格斯指出， “我们描述——而真实描述某一事物， 与米尔柏格的说法相反， 同时也就是说明这一事物， ——我们描述经济关系， 描述这些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 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
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条件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一发展到超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时就必然要把它爆破， 同时这些生产力又提供了为了社会进步本身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
相反， 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 而是依照公平的规定（‘法权观念’ 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
来改造自己。
我们加以证明的东西， 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说教和哀诉。
” 恩格斯在这里所论述的，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 。
所谓实事， 就是真实描述某一事物， 也就是说明这一事物，就是描述各种关系如何存在和如何发展； 所谓求是， 就是严格地证明这些关系的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 就是证明现代社会本身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来改造自己。
恩格斯指出， “消灭城乡 对立并不是空想， 正如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
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 他在这些著作中的第一个要求总要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 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阻碍了这一点的实现。
„„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 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 这完全不是空想； 只有当有人企图‘从现存关系出发’ ， 预先规定一种应该借以来解决现存社会中所特有的某种对立的形式， 那才是空想。
” 现实中产生的对立， 不能在现实中得到解决， 只能通过消灭这个现实来解决。
在这里， 恩格斯指出， “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 正如我并不想从事解决那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细节一样。
如果我能指出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 而且有足够的房屋使现在就有可能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 那末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
” 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问题， 而是已有广厦千万间却仍然没有大庇天下寒士的问题。
在《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关于 1873 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 （521—540）
中恩格斯提到， 1873 年 2 月间西班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 由于西班牙是一个工业很落后的国家， 那里根本谈不上工人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
恩格斯指出， “在达到这步以前， 西班牙还必须经过各种预备发展阶段， 并清除道路上的许多障碍物。
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走过这些预备阶段， 迅速清除这些障碍物， ——这就是共和国所提供的可能性。
但是， 只有通过西班牙工人阶级积极干预政治的办法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
工人群众感觉到了这点； 他们到处力求参预各种事件， 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 而不像先前那样， 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
” 这表明， 第一，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明确哪些是道路上的障碍物， 而要明确这一点首先要明确我们走哪一条道路。
第二， 历史进程是可以缩短的。
第三， 必须保证工人群众参预各种事件， 力求利用每一个方便的机会来活动的自由， 同时不让有产阶级有进行活动和施展阴谋的自由场所。
因此， 如果工人群众不能参加到中国的政协中去的话， 这样的政协可以考虑中止其历史的存在了 。
在《英国的选举》 （541—547）
中恩格斯提到英国的工人领袖们在选举中是如何变质的：
“谁也不会因为‘工人领袖们’ 想进入议会而责备他们。
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简捷的途径， 就是马上着手组织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新的强大的工人政党。
对他们来说， 人民宪章就是他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政治纲领。
但是， ‘宪章派’ ——因为宪章派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名称本身很惹资产阶级厌恶， 于是‘工人领袖们’ 便不是去继承宪章派的光荣传统， 而宁愿和他们的贵族朋友们进行谈判， 并且显出一副‘绅士气派’ ， 而这在英国就意味着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行事。
„„‘工人领袖们’ 为了进入议会， 首先要求助于资产阶级的选票和金钱， 其次才求助于工人自己的选票。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再是工人的候选人， 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候选人了。
„„由于在英国每个候选人要获得被选举权就得缴纳200 英镑（合 1240 塔勒）
的选举费， 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人曾经为这个目的组织起来， 因而他们之中只有那些从资产阶级那里拿到这笔钱的人才能被提为真正的候选人， 也就是说， 这些人进行活动是得到资产阶级上级的同意的。
”
在《“德国农民战争” 一八七○年版序言的补充》 （561—567）
中恩格斯谈到， “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 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