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罗维奇的《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
坦白地说，在这一讲，我选择把維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这个“长篇插曲”介绍给大家，不是特别理直气壮，自己都觉得，它很像一个支应的幌子，而幌子下边我贩卖了私货。当然了，我以这样的口吻论及的私货，也不是什么龌龊的东西，上不得台面见不得人；只是对我们讲座的主旨来说，这私货的存在，会让我这一讲的动机不那么纯粹，其出发点，有欠单一和专一。这么说吧，某种意义上，我将波兰语引入今天的讲座，为的更是音乐家弗雷德里克·肖邦和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我是想通过我的方式，向他俩所承载的我心中的寄托请安致敬——哦，我这么一番东拉西扯，有点乱套，像制造混乱，顶好也是在以乱治乱。这不行。那我就还是按部就班地踩着节奏，一句一句地，对我上边的说明做个说明。
不知大家留意过没有，我们这个已进行到第七回的“短篇长读”系列讲座，每一讲的作品以及作家，都出于不同的语种——至于国别，虽然也不一样，但你只要稍加判断，就看得明白，那显然不是我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说，我这个只能读翻译作品、在任何外语面前都文盲的小说读者，却对语言这一制作小说的基础性材料兴味特殊，所以，每一讲里，我的主角，都会有一个语种的背景：俄语的契诃夫、法语的莫泊桑、英语的霍桑、德语的卡夫卡、日语的芥川龙之介、西班牙语的博尔赫斯……然后，除了今天贡布罗维奇的波兰语，在下一讲和下下一讲，我还将和各位一起聆听莫拉维亚的意大利语和克里玛的捷克语。我意思是，假设我的讲座只做九次，我那粉墨登场的九位同行，所代表的创作语言将没有雷同。事实上，我原来的讲座计划，也的确是九讲，基于某些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原因理由，我一直喜欢九这个数字，此外，对其他奇数，我的喜欢也胜于偶数。听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了，依我前边做的介绍，我这九次讲座里已经出现的卡夫卡和即将出现的克里玛，居住的可是同一座城市，难道，就因为后者小了四十八岁，他们就得成陌路吗？呵呵，这还的确是个问题，还真需要啰唆几句。欧洲历史的沿革演变，与多数情况下中国历史那种单纯的改朝换代是不一样的，即使到了当代，仍然会有麻麻烦烦的分化重组现象间或出现，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国家概念的淡化模糊，比如那个写出了《铁皮鼓》的格拉斯，他那现名格但斯克的出生地但泽，就曾经一会儿归德国一会儿归波兰，一会儿又作为自由邦归国联代管，至于诸多东欧国家，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围绕苏联这一政体所出现的万众归心与众叛亲离就尤其典型。所以，卡夫卡与克里玛虽然都生长在布拉格，又同为犹太人，但还真就不能混为一谈，只是，他们之间的刚性分野，不在于他曾先后属于奥匈帝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他则先后属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捷克共和国，而在于，他们分别以德语与捷克语写作小说——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好兵帅克”之父哈谢克，与卡夫卡的泾渭之别也是这个。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首先应该服务于语言，唯有语言，或者说唯有母语，对于写作者来说，才最有资格既物质化地标识身份，又精神化地成为存在之家。我不否认，也有些人情况特殊，比如我们以前顺嘴提到过的纳博科夫与贝克特，在漫长的写作历史中，就分别使用过俄语和英语以及英语和法语。对此没必要斤斤计较，应该认同在他们那里，两种语言都算母语，这就好比，光绪皇帝既有生母婉贞，又有慈禧这个著名的养母。
可谈论语言，我却扯出了肖邦和米沃什，这么上挂下连又为什么呢？难道分别作为长住西欧和后来干脆入籍美国的波兰人，他俩的母语很特殊吗？最初，我为九种语言选择作者和作品时，只单纯借助了记忆的提醒，如果也遵循过什么标准，那唯一的标准，便是某篇在我头脑里烙印深刻的小说有可能生成出来的文学话题，除了能勾起我比较强烈的言说兴趣，还应该尽量地少被他人甚至未被他人给予过关注——注意，我说的是“文学话题”，而非某篇具体作品。这样的选择略嫌刁钻，好像也麻烦，但实际上并不困难，虽然在小说欣赏上，我的理性不接受大语种沙文主义，却也没法否认，可圈可点的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作品，的确俯拾即是比比皆是，即使在稍逊一筹的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后起之秀捷克语日语里，可评可议者也不难搜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这八种语言之外的作品就不值得看，我所说的“可圈可点”和“可评可议”，只是指，它们中恰好纳入我视野的那部分里，有许多都方便我拔茅连茹或顺藤摸瓜；我也愿意相信，很有可能，在马来语孟加拉语斯瓦希里语里，并不缺少能够创造文学话题的小说适合我“圈点”与“评议”，但我没缘分读到它们，自然也就无福把玩。不过我一直认为，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最有价值的文化收获，就是译介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大量世界各国的人文著作，所以，如若哪个小语种的杰出短篇成了汉语翻译的遗珠之憾，我也并不担心，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对整个文学世界的理解与判断。
好啦，至此，算是铺好了轨道架好了阶梯，我们可以登堂入室了，去贡布罗维奇的小说世界里游览观瞻——哦，《孩子气十足的菲利贝尔特》题目太长，以后，我将只以《菲利贝尔特》简略地称它。
在我印象中，波兰语提供过很多好的文学，尽管贡布罗维奇批评它缺少规则和准确性，而米沃什指责它匮乏哲学的表达形式，难以支持智力交流，但近百年来，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它就贡献了四位，并且还出产了像康拉德或辛格这样重要的作家，虽然后来，他们分别成了英国人美国人，又分别只以英语意第绪语写作小说，可由于他们分别在成年以后的近二十岁和三十出头才离开波兰，因而波兰语便不可能不也是他们的重要养分，这样的事实，又足以从文化基因方面，说明某些微妙的问题。但是，当初我草拟讲座名单时，在迅速把其他八个语种敲定以后，并没让波兰语轻易进入九强，其理由是，在我视野里，最理想的波兰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更应该出自上一讲我曾提过一嘴，其经历和小说都话题性很强的布鲁诺·舒尔茨之手。可经过考量我又觉得，舒尔茨小说那种完全彻底的主观化色彩与内趋式表达，似乎更适合一个高度敏感之人暗夜枯灯中的独自感受，而发布时尚新品般地集体围观，恐怕很难尽现其妙。于是，一度，我曾想把九次讲座缩减为八次，毕竟，像我这种不把“八”奉为吉兆的人只是少数，喜欢“八”的则人多势众。但恰在这时，我脑海里，如同有乐音回旋或诗句抑扬那样，连绵接踵地，出现了肖邦与米沃什为他们的母语游说说项的音容笑貌，这么一来……其实，对肖邦我没有太多感觉，想到他也与音乐无关，有关系的，只是我对春心初萌时无比喜爱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切一切都念念不忘，比如，几十年里，我一直坚持把她“休息宜少享受宜简”的生活戒律置于座右，都不介意别人笑话我幼稚病小儿科；同样，我想到米沃什也不为诗歌，而为的是他的散文作品《被禁锢的头脑》，这部致力于思想阐释的独特文本，不论被别人视为随笔长卷还是小说合集，在我看来，都既是超越时空的卜辞谶语，又是灵魂裂变的畸图异像，还是我自童年开始，不管乐意与否，总要心怀恐惧又兼有好奇地反复观看反复揣摩的人性表演，它以一种一剑封喉的准确，真实地写出了我父兄辈的、我这辈的，甚至我子侄辈的已经创造出来的或即将创造出来的人格的卑污与人心的黑暗以及人这一物种的无以救赎，更提前写出了我个人的、需要我不断以余生的理性认知作为涂改液去修订校正的生命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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