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扔，这个茅台酒瓶能卖上百呢。”家住北京市南四环的郭大爷连忙抢下老伴手中的茅台酒瓶。
“现如今不光茅台酒值钱，连茅台酒瓶也都升值了。你上次没听那些回收废品的人点名高价回收茅台酒瓶。听说一套30年的茅台酒瓶已经涨到了七八百元了。”郭大爷一脸严肃地“教育”着自己的老伴。
“听说过酒瓶可能会到假酒商手里，但也可能是厂家回收呢。”面对记者“酒瓶回收”是给假酒贩子制造机会的问题时，郭大爷喃喃地说道。
一瓶假酒包括三大件，即：外包装、酒瓶和酒。记者走访了解到，目前这三大件都有人在暗地生产，甚至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高峰公开表示，在全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伪劣商品的地下市场，而且互相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链条，有生产环节，有原材料的供给环节，有运输环节、物流环节，也有消费环节。
酒瓶成本比酒高
“小区里回收废品的告诉我们，回收酒瓶也分好坏，如果包装完好、防伪涂层没有刮开，回收的价格会更高。”郭大爷对记者说。
随后，记者在某搜索引擎中输入“回收茅台酒空瓶”字样，出现200多万个搜索结果，其中大部分夹杂着手机号。
记者以出售空瓶为由拨通了其中一家礼品回收公司的电话。负责业务的张小姐说，30年的茅台空瓶价钱为800元，50年的空瓶至少能卖出2000元以上的高价，而且会根据回收时的市场价浮动交易价格。
“年份老一点儿的瓶子比较受欢迎，节日聚餐的时候对这种‘好酒’特别有需求。”言语中，张小姐特意加重了“好酒”的语气。
当记者询问空瓶子作何用处时，张小姐显得有些犹豫，只说了句“我们只负责回收，最终的买家应该是做假酒的”。
事实上，酒瓶成本比酒高在假酒业已成公开的秘密。
在江苏省新沂市公安局近日破获的假酒案中，据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在制造假酒时，原料全部为5元至10元一斤的低价酒，假酒的档次和价格完全取决于酒瓶和包装盒的价格，一些高档次的假酒酒瓶价格高达50元至60元，包装成本是酒的10倍。在灌装、封口、包装后，摇身一变就成了百元以上的高档品牌酒，利润翻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假酒商为何要花如此高价购买空酒瓶，而不自己造酒瓶呢？
“建厂制造酒瓶和印刷厂成本是低，但大批量生产的话，也容易被逮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如此坦言。
相对于外包装来说，制假分子对于假酒的勾兑倒不是十分在意。
据上述业内人士透露，假酒勾兑主要是用口味香型相近的低价酒冒充，“对于造假者特别是专门制造茅台、五粮液等高端酒的造假者来说，最麻烦的是酒瓶，因为各大正宗酒厂高端酒的酒瓶基本都是专款专用，很难仿制出完全一样的产品来。所以，为了能做出销路好的高级仿真酒，搞定外包装是最重要的”。
此外，据去年在重庆宣判的一起假酒案中的被告人杨勇供述，他从贵州商贩处购买塑料桶装白酒，每斤仅50元，“这些基酒共4个大桶，10个小桶，都是勾兑好了的，连香精都不用加”。
假酒泛滥谁之过
造假环节如此之多，如何能一一逃避监管？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认为，假酒屡禁不绝，与不法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造假手法越来越高明有极大的关系。在北京、重庆、湖南等地，警方在查处假酒制贩点时发现，几乎所有的造假窝点无一例外都隐藏在自然村中，而且造假人员基本都是一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一起作案，“对于这种家族式的造假行为，预防起来非常难”。
此外，为了逃避打击，假酒商还特意制订了独特的销售方式以及作息时间。
在北京警方曾经查处的一起假酒案中，假酒生产过程、加工过程主要集中在夜里，出货、联系销售等环节也基本在夜间进行。同时基本实行“订单作业”——平时不开工，接到订单后，很快就能按照客户要求，做出所需求的假酒。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则向记者表示，除暴利诱导外，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监管打击力度不够，使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打假”专项行动应该常规化，使假冒伪劣食品造不出、运不走、卖不掉。
“关于假酒的监管，主要是执行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
“现在很多地方把酒作为支柱产业，比如一些粮食大省，出于发展经济考虑可能会忽视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也这样认为。
宋华琳说，目前我国对于酒类产品的监管存在法律法规方面的真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提到酒类适用本法，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则依照其规定。2005年，商务部颁布了《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规范酒的批发、零售、储运环节。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一般的食品生产归质监部门管理，流通领域归工商部门负责，餐饮归药监部门管，但根据《酒类流通管理办法》，酒类的批发、零售、储运是归商务部门管”。
“所以目前酒属于商务部的管理范围。而商务部门主要是发展商业、贸易的机构，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员去管理酒类的问题。而且，由于酒是个暴利行业，所以生产假酒的现象也比较泛滥。”宋华琳说。
唐钧还认为，假酒的出现是因为公款消费和送礼，使酒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酒的生产能力又有限，这就为假酒的生产开辟了市场。从根源上讲，如果把这块市场消除了，酒品的生产就回归正常了”。
宋华琳也提到说，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部分中国人把酒类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很多酒都被作为馈赠的礼品，并不用于自己消费。所以只要有一个豪华的包装，看上去有价值就可以了，被送出后甚至几经周转，因此购买者并不十分关心酒的真假与质量，客观上助长了假酒销售的气焰”。
不能只靠单打独斗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假酒？宋华琳认为，需要从法律法规方面给予完善：“商务部2005年颁布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共6章、38条，目前商务部监督酒类的全部框架就是这样一个部门规章。这里面设置了酒类经营者备案和登记，以及罚款、抽检、信息检测、建立酒类经营者信用档案，并适时向社会公布等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落实。”
宋华琳表示，由于《酒类流通管理办法》位阶较低，“只是一个规范性文件，不到行政法规的级别。所以治理假酒并不是一件单打独斗的事情。如果违反了产品质量法，应当由质检部门管理，如果违反了刑法，相应的行政机关应及时移交给司法机关处理。对小作坊的整治，也不应当仅依靠专项、集中式的执法，应该形成一种常态的机制，并建立相应的举报奖励，比如公众有奖举报”。
“此外，在中国比较特殊的是，酒类是一个很庞大的行业，有进口酒、国产酒、大厂家生产的酒、小厂家生产的酒、啤酒、白酒、葡萄酒等等，实际上商务部是管不过来的。接下来可能要从监管变成合作治理，不光是商务部等行政监管部门负责，还要包括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宋华琳说。（据《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