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载，在昭陵北麓安置着十四尊蕃君长石刻像。但在北司马门遗址发掘前，除了找到一尊不完整的蕃君长石像外，其余十三尊不知去向。直到北司马门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展，大量石刻像躯体残片被发掘，这些湮没千古的异域首脑的形象身份渐呈清晰。从残像中可看出，这些石像的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相貌各具特色，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还有一尊石像背后有7根长辫垂直至腰部，可谓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经考证，这些蕃君长有西域的高昌王、龟兹王、焉耆王、于阗王，青藏高原的吐蕃赞普，青海吐谷浑河源郡王，以及4个突厥可汗，均是生前唐太宗开疆拓域征服归顺的少数民族酋长。另外，还有林邑王以及新罗国的乐浪郡王，前者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后者在朝鲜半岛，算是正宗的“外国人”了。
新罗是唐朝的藩属国，受其册封，称臣进贡，还出兵帮助唐朝打仗。作为“老大哥”的唐王朝对新罗自然照拂有加：先后以武力征服了百济和高句丽，对新罗却扶持和袒护，使其领土不断扩大，奠定了后来统一半岛的基础。
不过，对藩属国采取怀柔政策，在中国来说，并不新鲜，西汉就对藩属国提供无偿保护。别具一格的，是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中国历史上华夷之别很是严格，人们普遍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付少数民族，中央政权一般的做法是散其部族与汉族人杂居，逐渐使其汉化。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却甚为开明。以东突厥为例，唐初东突厥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曾经多次与唐王朝发生战争。直到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趁东突厥内外交困和频年灾荒之际，派遣大将李靖率军击之，活捉了颉利可汗及其家人，彻底消除了东突厥对唐王朝的威胁。东突厥灭亡之后，一部分突厥部众内迁归附唐朝。唐太宗采取温彦博的主张，力排众议，把内迁突厥安置在河南朔方之地（今内蒙古南部乌审旗一带），保全原有的部落，仍由酋长治理，维持原有的风俗习惯，仍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另有近万户内迁的突厥人住进了长安城。京城内蕃汉杂居，放眼望去，有蕃人戴着汉帽的，也有汉人戴着蕃帽的，和睦相处，亲热非凡。进京的首领们更是都被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五品以上的突厥武官达到一百多人，在朝廷上可以看见突厥酋长带刀守卫、突厥人身着官服。
至于颉利可汗，唐太宗归还他的家属，并授予右卫大将军之职，赐田宅，死后又追赠为归义王，其子袭爵。优待甚厚。
“天可汗”领导下的多民族国家
唐太宗对归附或征服民族民众向来优待。比如在一定的限期内不征收赋税徭役，对归附后入朝的可汗或国王授予显贵的武职或封爵，死后致祭，且令子弟袭职，有的还赐姓李，作为宗室看待。同样是十四蕃君长像中的高昌王鞠智盛，也是直到兵临城下才投降，仍被授左武卫将军，封金城县公。
在唐太宗巩固边疆的战争中，少数民族将领和首领起了很大作用。如以智勇闻名的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率突厥部众内属后，被唐太宗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后来在平定高昌的战役中立功，唐太宗还赐予宝刀和丝织品，封毕国公。这位阿史那社尔后来还娶了唐太宗的妹妹衡阳公主，这也是唐太宗的怀柔政策之一：和亲。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人入朝求婚，唐太宗又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了他。
唐太宗的恩威并施深得四夷人心，东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内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贞观四年（630年），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王朝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治政权。
唐太宗驾崩时，八方恸哭，许多酋长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以刀割面表达哀悼，那位曾率唐军攻占龟兹的阿史那社尔，甚至要求以身殉葬，誓死在地下保卫“天可汗”。继任的唐高宗当然没有答应这个过于血腥的请求，而是变通地在昭陵前列置了十四蕃君长的石刻像，阿史那社尔王子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都名列其中。
如果说昭陵六骏代表杀伐，那么十四蕃君长像则代表了德化。凭武功韬略登台，以文治德政兴世，这恰是一个成熟帝国的霸道和王道，也正因后者，才使皇权初定的唐王朝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才有贞观之治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