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征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石油人
五十多年前，这里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在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一座油井喷射出滚滚的黑色油流——“石油”，这座油井名为“松基三井”，这片巨大的油田被称作“大庆油田”，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由此改写。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大会战在这片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操着不同的口音，拖家带口来到这里；他们，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日夜劳作，无怨无悔，只为实现自己的石油梦，他们的名字叫做“石油人”。多少年过去了，人们已经记不清他们的样子，但是他们留下来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却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翻开尘封的历史，走近那场人与自然较量的艰苦大会战。1960 年，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数万名石油工人连吃饭、住宿等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井队搬迁没有机械设备就人拉肩扛，没有房子就挖地窨子，建“干打垒”，吃饭缺粮，就两稀一干，挖野菜充饥，60 年至 63 年，国内连续 3 年遭受自然灾害，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几万石油大军，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精神，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献身精神，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英雄气概，发奋图强，艰苦创业，仅用三年时间就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大油田，一举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在这场石油大会战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铁人——王进喜。1960 年 3 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来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一下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找到调度室首先问：“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
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记录是多少？”得知井位在马家窑附近，他立即带队步行两个小时来到井场。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那黑油油的土地，他万分激动地说：“我们国家就是一块宝地。这回我们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王进喜组织人员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仅用 4 天的时间，就把 40 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之上；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证井架按时开钻。
“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王进喜不止一次说过的话。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实践着自己的誓言。在第二口井（2589 井）的井场，他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 700 米时，突然发生井喷，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决定采取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密度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拌器，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同志纷纷跳入泥浆池，经过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王进喜曾多次对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 三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和督导员——朱洪昌，负责承建 17.2 公里大口径、长距离输水管线。为保证任务尽快完成，他和工人一起攻克许多难关。供水管线通水试压时，他带着伤到各处去检查试压情况。当发现有一处焊缝冻裂漏水时，为不影响全线试压，他决定带压带水补焊。他不顾身上旧伤未愈，跳进水中，一边用手把漏缝的水抹干，一边让焊工补焊，飞溅的焊花刺穿了朱洪昌手上缠着的绷带。焊工见此情景，马上停止了补焊，他却说：“现在前线各部门等水等得嗷嗷叫，不能把工期误在我们这儿，今天我就要比一比，是钢铁硬，还
是我们共产党员骨头硬。”就这样，他忍着焊花的灼痛，一直坚持着把漏缝焊完。
人们称他是“钢铁施工队长”、永不褪色的红旗。
在大庆油田刚出油的日子里，为了尽快把原油运出去，上级决定把第一列车原油输送任务交给薛国邦所领导的采油队。他接受任务后，不分白天黑夜地奋战在油井上，饿了啃口干馒头，困了就打个盹。在严寒使原油凝固、输油泵打油受阻的情况下，为了把原油按预定时间运出，他毅然脱掉棉衣，双手抱住高温蒸汽管，第一个跳进油池，用蒸汽温原油。蒸汽管把他的手烫坏了，也全然不顾，一直坚持到泵满罐为止。
1963 年，唐明华到 1247 钻井队任党支部书记。他到井队后，干活时总是走在最前面。有一口井在安装时，为了当天开钻，钻杆全部由工人从两里以外的地方抬到工地上，3 个班三四十人一起抬。由于开钻后，用清水钻进，打到流沙层后不能停，唐明华带领工人一边钻进一边抬钻杆，直到把 400 多米的钻杆抬完。天快黑时，四五个炊事员为八九十人的队伍送饭来了，但谁都顾不上吃。后来，连炊事员也都加入到了抬钻杆的队伍中去。唐明华同大家整整抬了一夜才把钻杆抬完。
1962 年，制衣高手陈志训从哈尔滨来到大庆，成为缝补厂不可多得的骨干， 缝补厂的任务是把前线工人沾满油渍的脏工服拿回来，拆洗干净，缝补好，然后在送回到工人的手里。一切从零开始，油渍洗不掉就用大锅烧热水烫；没有洗衣盆就用牛槽代替；每批衣服洗完都腰酸背痛不以，手也都是红肿的：补丁不够用就把旧的洗干净拆下来再用。冬天手被冻裂了，陈志训视而不见，手不知被针扎了多少下，他没感觉，仍是埋头挥动手中的针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大会战环境中，陈志训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默默的继续着收、洗、拆、缝、补，简单而又繁重的工作。
1962 年 4 月 16 日，钻井指挥部机关的职工家属王秀敏、杨学春、丛桂兰、吕玉莲，在 45 岁的家属薛桂芳带领下，扛着铁锹，背上行李，抱着孩子，到远离住地 15 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开荒种地。在那里，她们利用钻井队留下的活动房架，找了个破帐篷，搭起了简易住房。晚上，大人孩子就睡在垫着干草的地上。她们以石油工人家属那“天当屋、地当床，誓让荒原多打粮”的气概，克服困难，用人拉犁杖，铁锹翻土，靠自己的双手，开出了 32 亩土地，当年收获粮食1750 斤，以实际行动支援了石油大会战，在她们的带动下，很快，五把铁锹变成了万把铁锹。
1960 年 3 月吴崇筠教授扔下家中 3 个孩子，与北京石油学院一批师生来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石油部领导点名让她负责组建地质实验室。为了提高取芯率与保证岩芯质量，她带领科研人员同井队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宣讲取芯工作的重要意义，大幅度提高了取芯率，最后使关键井位上的取芯率与岩芯质量都达到了要求。她还带领全体人员自己动手拼装活动板房作为实验室，对岩芯进行保管、分析。根据岩芯资料和其他数据建成了大庆油田第一座“生产实验区地宫”，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1 年初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开始自行摸索独立设计大炼厂。朱康福教授被派接任大庆炼厂的设计师。他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各种矛盾，当年完成 100 万吨/年规模炼厂的初步设计，这在当时的苏联模式中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紧接着又进行大庆炼厂二期及扩建工程的设计，规模达到 250 万吨/年，是我国当时最大的炼油厂。当年，吴崇筠、朱康福夫妇毅然决然中断在美国博士学位的学习，同大批在美国的留学生和教授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祖国，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奉献了一生。正如他们所说：“新中国要建设，不能没有石油，所以决定参加石油总局完全合理、正确。至于我们两个在中国石油事
业的发展中，留下一鳞半爪，也只是无负于祖国人民而已。” 时光如梭，过去的茫茫荒原上早已建设起一座新兴的现代化石油之城，不断耸起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多年前的“干打垒”，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但是，高耸的井架，永不知疲倦的“磕头机”仍然随处可见。它们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在这片土地上诞生、成长。
作为新时期的石油人，我们会秉承先辈的光荣遗志，把“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发扬光大；把“铁人精神”所蕴含的思想传递下去，忠于自己的岗位，为人民奉献，为祖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