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修德寺白石佛造像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章以石佛造像衣着样式为研究对象，运用类型学进行分析研究。文章首先对白石佛造像衣着样式进行类型学分析；接着结合汉地佛衣样式的发展规律，探讨白石造像衣着样式的演变与渊源；最后总结全文。
关键词：修德寺；白石造像；衣着样式；类型；演变
曲阳县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南部，南临省会石家庄，是白石石雕的发源地。南北朝时期，中国石刻佛教艺术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开辟了中国佛教艺术雕刻史的新纪元，当时的白石造像堪称中国古代石雕艺术之精华。1954年，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白石佛造像，其中纪年造像200余件，年代从北魏晚期到隋唐时期。这是当时中国佛像窖藏出土数量最多、纪年造像比例最大的一批，也是曲阳白石雕刻中最为精美的代表作。如今，这批造像的考古资料已陆续发表，保存于各地的佛像也陆续展出，为曲阳白石佛教造像衣着样式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
1 类型学分析
佛衣亦称袈裟，为披裹身体的长方形布块，按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上衣、中衣和下衣。上衣在外，中衣在内，下衣相当于裙。佛像服饰除了三衣外，上衣内还穿有袒右僧祇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佛造像衣着样式的称谓多借用文化概念或文化概念与佛衣披覆方式相混合的方式。陈新悦依据三衣的披覆方式将佛造像衣着样式分为两大类：甲类为上衣外覆类，乙类为中衣外露类。甲类又依据上衣不同的形式，分A型袒右、B型覆肩袒右、C型露胸通肩等五式；乙类依据上衣和中衣不同的形式，分A型上衣搭肘、B型上衣重层、C型中衣搭肘等四式[1]。这种对佛造像衣着样式的分类与称谓，可谓为科学的方式。本文将沿用这种方式，以纪年造像为例，分析和探讨佛造像的佛衣类型及其演变规律。
根据修德寺遗址白石佛造像形态的不同，分为背屏式、双佛式、圆雕式三大类进行分析。
1.1 背屏式
此类白石佛造像的衣着样式主要为甲类A型、甲类C型、乙类A型、乙类C型。
甲类A型，即袒右式。上衣从身后覆盖左肩，右衣角由右腋下穿过搭于左肩，露出右胸和右肩。衣纹单线阴刻，个别有凸线衣纹。佛衣轻薄贴体，坐像下摆呈水波样铺满座。如北齐天统二年（566）静藏造释迦坐像、北齐武平四年（573）赵田姜造佛坐像等。
甲类C型，即露胸通肩式。上衣从身后覆盖两肩，右衣角自腹部穿过搭于左肩，并在腹部形成“U”字形衣纹。佛衣轻薄贴体，衣纹多以双线勾勒，个别造像有单线衣纹。坐像佛衣下摆或呈回曲样悬垂座前，或呈水波样铺满座，立像下摆均呈水波样内收。按照胸前领襟可分二式：
Ⅰ式：领襟后缩遮盖中衣帛带。如北齐天保六年（555）李神景兄弟等造无量寿佛二胁侍菩萨像、北齐河清二年（563）僧想造弥勒佛坐像、北齐天统四年（568）刘伯遵造弥陀佛坐像等。
Ⅱ式：领襟收缩呈小圆领样。如北齐武平六年（575）王合造释迦佛坐像、隋开皇五年张波造弥勒佛立像等。
乙类A型，即上衣搭肘式。上衣从身后覆盖两肩，右衣角由胸前穿过搭于左肘，中衣用露胸通肩的样式或和上衣用相同的覆着方式。佛衣宽博厚重，内着袒右僧祇支，胸前中衣系帛带。坐像和立像下摆均呈回曲样外侈。依据衣纹的雕刻方式可分为二式：
Ⅰ式：刻三角形隐起衣纹。如北魏正光元年（520）曹市奴等造弥勒佛二胁侍菩萨像、北魏正光元年（520）王女仁父母造佛坐像、北魏孝昌三年（527）张买德造佛坐像、北魏真王五年（528）杨天仁等造弥勒佛坐像、东魏天平三年（536）比丘昙晏等造佛立像、东魏天平四年（537）朝阳村卅人造释迦佛坐像等。
Ⅱ式：刻双阴线衣纹。如东魏兴和三年（541）李晦等造弥勒佛立像等。
乙类C型（Ⅱ式），即中衣搭肘式。上衣从身后覆盖两肩，右衣角自腋下穿过搭于左肩，中衣覆盖右肩，右衣角缠于右肘部垂下。立像下摆呈水波样内收，刻单线阴刻衣纹，整体轻薄贴体。如隋开皇十一年（591）张茂仁造弥陀佛二胁侍弟子像等。
1.2 双佛式
此类白石佛造像的衣着样式主要为甲类A型、甲类B型、乙类A型（Ⅱ式）、乙类C型。
甲类A型，即袒右式。如北齐天保十年（559）王氏兄弟造释迦多宝佛像等。
甲类B型，即覆肩袒右式。如唐开元十年（722）刘三娘造双佛弥陀佛坐像（右佛）等。
乙类A型（Ⅱ式），即上衣搭肘式，刻双阴线衣纹。如东魏兴和三年（541）赵道成造释迦多宝佛像、东魏武定四年（546）惠朗释迦多宝佛像等。
乙类C型，即中衣搭肘式。上衣從身后覆盖两肩，右衣角自腋下穿过搭于左肩，或是搭于左肘。中衣遮覆右肩或通覆两肩，右衣角缠于右肘部垂下，部分造像胸前中衣系带。按照右衣角搭覆的位置、中衣的披覆方式、衣纹的雕刻形式以及下摆的样式可分二式：
Ⅰ式：右衣角搭于左肘，中衣通覆两肩，刻双阴线衣纹。坐像下摆呈回曲样悬垂座前。如东魏武定五年（547）张同柱等造双佛坐像等。
Ⅱ式：右衣角搭于左肩，中衣遮覆右肩，刻单阴线衣纹，局部有凸线刻衣纹。坐像下摆呈水波样铺满座。如北齐太宁二年（562）陈思业等造释迦多宝佛像、北齐河清四年（565）霍黑造双佛坐像、隋开皇二十年（600）张茂仁造双佛坐像、唐显庆二年（657）张惠观造释迦多宝佛像、唐开元十年（722）刘三娘等造双弥陀佛坐像（左佛）、唐天宝九载（750）思庄兄妹造双佛坐像等。
1.3 圆雕式
此类白石佛造像的衣着样式主要为乙类C型（III式），即中衣搭肘式，僧祇支上系带，右肩附带固定右衣角用的带钩。下摆多悬垂于座前呈倒山字形，上体宽厚。佛衣大多以凸线纹为装饰，衣纹密集。如唐开元甘四年（736）党宝宁等造弥陀佛坐像、唐天宝五载（746）邸廷果等造佛坐像等。
2 样式演变探析
通过类型学分析，可将修德寺遗址纪年造像衣着类型归纳为五组：第一组佛衣为乙类A型Ⅰ式；第二组佛衣为乙类A型Ⅱ式和乙类C型Ⅰ式；第三组佛衣为甲类A型、甲类C型Ⅰ式和乙类C型Ⅱ式；第四组为甲类A型和甲类C型Ⅱ式；第五组为甲类B型和乙类C型III式。由此可得，修德寺白石佛造像的衣着样式可分为五期：第一组为第一期，为北魏晚期至东魏早期（520—537）；第二组为第二期，为东魏晚期（541—547）；第三组为第三期前段，为北齐早期（555—568）；第四组为第三期后段，为北齐晚期到隋时期（573—600）；第五组为第四期，为唐代（657—750）。
第一期，北魏晚期到东魏早期。以背屏式佛造像为主，流行宽博厚重的上衣搭肘式佛衣。该类佛衣最早见于南朝，之后流传于北魏迁洛前后的云冈石窟。修德寺白石造像所着上衣搭肘式佛衣宽博厚重，与南朝造像同类佛衣相似，但不在座前表现尖状下垂物的样式，而佛衣下摆呈羊肠回曲样的表现形式则是该地独有的造像风格。
第二期，东魏晚期。造像以背屏式为主，双佛式数量增多。该期袭承上期流行上衣搭肘式佛衣，但造像形态和衣纹的刻画方式产生变化，出现双线勾勒衣纹的佛立像，这种样式的佛衣也开始出现在少量圆雕式造像中。佛立像的出现和佛衣上三角形隐凸衣纹渐趋平滑的趋势大抵是受到青州地区青石造像风格的影响。与其不同的是，修德寺同类造像自出现起就流行双阴线衣纹，符合当地的特色。
第三期，北齐至隋代。自东魏晚期起，逐渐有外地人参与当地白石雕造[2]，最终导致这一阶段修德寺造像的佛像衣着产生转变：原有的上衣搭肘式佛衣趋于消失，中衣搭肘式佛衣发生变化，出现两种新式佛衣，即露胸通肩式和袒右式。
修德寺白石佛造像露胸通肩式佛衣流行于北齐时期的佛坐像，隋代开始出现于佛立像中，唐代基本消失。北齐前期，着该类佛衣的坐像下摆既表现回曲样悬于座前，又表现水波状铺满座，这种样式与萧齐时期栖霞山石窟同类佛衣相似，但白石造像仍保留上期盛行的双阴线刻衣纹。在北齐后期至隋时期，造像下摆呈水波样内收，以单线刻衣纹，这种样式与南朝四川成都茂汶梁代造像相似，由此可见白石造像露胸通肩式佛衣来源于南朝。此外，在青州地区青石佛像艺术风格的影响下，修德寺白石佛造像的右衣角末端向左肩部收紧，在胸前形成多以浮雕的形式刻画的小圆领[3]。东魏晚期出现的中衣搭肘式佛衣在这一阶段发生改变：上衣右衣角所搭位置由左肘部移至左肩。这种新型佛衣，即为Ⅱ式，最早见于昭玄统法上改制僧服时期的南响堂山石窟造像。Ⅱ式佛衣在出现后迅速取代Ⅰ式，并逐步流行于北朝后期的邺城地区和唐代的两京地区，最终影响至全国。北齐至隋时期中衣搭肘式佛衣受南响堂山石窟造像影响，佛衣轻薄贴体，移除中衣系带的形式。此外，这一时期白石造像开始出现少量袒右式佛衣，此类佛衣来源于印度[4]。修德寺发现的袒右式佛衣轻薄贴体，具有印度秣菟罗时期的艺术风格。
第四期，唐代。政治上的大统一促进了文化上的稳定和繁荣，各地的佛教艺术风格也趋于相似。白石造像顺应时代潮流，圆雕式佛造像数量增多，中衣搭肘式逐渐取代露胸通肩式和袒右式成为主要流行的衣着样式。这一时期的造像仍旧袭承南响堂山石窟中衣搭肘式佛衣，但衣纹的表现方式由单线阴刻向凸线纹转变，坐像衣纹密集，佛衣厚重，符合当时两京地区佛教造像流行的衣纹样式。
3 结语
修德寺白石佛造像衣着样式的发展呈现出由单一向多元再向单一的趋势：两魏时期，白石造像主要受南朝和青州地区造像风格影响，样式单一。北齐至隋代，各地造像风格涌起。随着周边地区影响的加深，白石造像衣着样式开始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露胸通肩式、袒右式和中衣搭肘式佛衣逐漸取代前期所盛行的上衣搭肘式。6世纪中后期，南朝造像佛衣流行的上衣搭肘式和露胸通肩式，与北朝造像的中衣搭肘式佛衣在修德寺白石佛造像中并存的现象，正是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相融合的集中体现。隋唐时期佛教统一的艺术风格显然削弱了曲阳白石造像的表现力，所流行的中衣搭肘式佛衣在袭承地方特色的同时，仍然受两京地区造像的影响。
修德寺白石造像衣着样式的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古代佛教艺术风格在南北朝时期相融合与隋唐时期大统一的盛况。在长达一千五百余年之久的发展历程中，白石造像充分吸收多地独特的造像风格，丰富了佛衣的表现形式，并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为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史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李静杰，田军.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3）：66.
[3]费泳.佛衣样式中的“褒衣博带式”及其在南北方的演绎[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2）：85.
[4]费泳.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佛衣样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