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娅，女，1973年生于长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系《中国诗歌研究动态》之“新诗卷”与“古诗卷”执行主编，《中国诗歌研究》的执行编辑，中华吟诵协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诗歌。出版学术专著《跋涉的梦游者》，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过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北京市委组织部等课题。
报告人：孙晓娅
报告时间：2011年10月11日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会议室
大家下午好，讲座开始，我先介绍本次报告的缘起：2011年10月6日下午1点(北京时间10月6日下午7点)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是传说中呼声很高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以及几位有竞争力的亚洲作家，恰恰是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下简称特氏）1931年生于瑞典，写诗至今六十多年。他的正式职业是心理医生，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心理学获得学士学位后，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实验研究所工作。1960年至1966年，他在瑞典一所少年犯监狱做心理医生。1980年之后，他长期在韦斯特罗斯市的劳工市场研究所从事心理辅导工作。作为心理医生，他深受少年犯、残疾人和瘾君子们的尊重。我之所以在此强调这一点，是由于心理医生的身份与其诗歌创作有着莫大的关联，可以说，他的职业经验为其创作增添了直指人心的深刻魅力。
1954年，特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诗十七首》，轰动瑞典诗坛，成为五十年代瑞典诗坛上的一件大事，四年后《途中的秘密》使他成为影响瑞典诗坛的诗人，成名后又陆续出版十部诗集。他的《翻译集》（1999）、《诗全集》（2001）和《硕大的谜》（也有译成《巨大的谜团》）（2004）先后获得了多项国际国内文学奖。1990年，特氏因患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但即使遭受如此劫难，他仍顽强地坚持纯诗写作，并用左手弹奏钢琴。这里提一个小细节，患病之后的特氏以瑞典语口述诗歌给唯一能与之交流的夫人莫妮卡，再由莫妮卡将之翻译为英文诗作。尽管如此，身体的不便确实让特氏在1990年之后的创作数量大大减少，他形容自己是透过网孔探望世界。特氏终身坚持纯诗写作，这也为我们由他重病之后的获奖来反思“诗歌”获奖的时代意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特氏的获奖，究其实而言，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他也是多年来呼声很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自有其过人之处。作为当代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特氏在瑞典家喻户晓，作品被译成60多种文字，多次在国际上获奖，自1993年以来每年都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早在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就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
最早读特氏的诗是在2004年，当年中国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设立的“北斗星奖”分设国内、国外、海外华裔诗人三个奖项，分别颁发给牛汉、特氏、洛夫。特氏的获奖感言非常谦虚，他说：“我感到十分荣幸被授予‘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我由衷感谢此奖的评委。和大诗人牛汉、洛夫分享这一殊誉，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欢乐。”当时计划出一本获奖者作品集，主编李岱松邀请我整理一份牛汉老师的诗歌创作年表。获奖者作品合集《光芒涌入》（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6月版）出版后，我尤为感兴趣其中收录的特氏的近一百首诗作。有这样的阅读经验，前几天听到特氏获奖，新旧感慨交集，有很多话要说，因此，特意改换了原来的讲座题目，借此报告的机会，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些珍贵的资料，简单介绍一下特氏获奖的原因——文学外部的与内部的，特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引领大家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为此，我临时把今天的讲座内容从原计划改成了现在这个题目，可以说，这是一个应机报告，但我希望它能开启大家更多的学术思考，引发大家对当代诗坛各种浮躁现象、创作问题的反思。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特氏其实存在着历史的压力：瑞典是个小国，此前已经有7个瑞典人获诺贝尔文学奖，从数量上看确实不少。上一次瑞典作家获奖是在37年前。1974年，文学奖被授予瑞典作家艾温德·约翰森和哈里·马廷松。由于两人都是评选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此次授奖在国内外引起极大争议。在巨大压力下，敏感的诗人马廷松最终选择自杀。此后，瑞典文学院对把奖授予瑞典作家格外慎重。如果按写作使用的语言分类统计，排名最多的是英语作家，其次是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瑞典作家排名第五。在文学奖刚创立的前20多年里，国际文化交流面较窄，瑞典文学院把多数文学奖授予了瑞典、丹麦、挪威等国作家。此后，瑞典文学院逐渐把眼光转向欧洲大陆、美国，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来自南美、亚洲、非洲的作家逐渐引起文学院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年没有给诗人了，这次特氏获奖，得到了各国诗歌界人士的认同，这足以给我们带来多重的反思。接下来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诗歌入围：后工业时代诗歌处境的反思
当电子资讯在后工业社会中取得霸权，必然强化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特色——强大的复制能力，迅速的传播方式，生产力大增，商业消费导向的决定影响力。这四个特点使原有的文化领域分裂，造成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崛起，进一步使其与精英文化或高层文化的分界泯灭。在后现代主义者盛赞的大众文化日益盛行的全球化语境中，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终生坚持纯诗创作的诗人特氏，无疑有着深远的警示意义。就诗人与奖项的关系，北岛中肯而鞭辟入里地指出：“我认为近些年获奖的诗人大多数并非一流。这也没办法，这和世界性的诗歌衰退有关，最好的诗人基本上都已辞世。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大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给不给他，他都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北岛所言最精彩之处在于他提出一个看似唐突的观点：诗人本身大于奖项，特氏的获奖重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在我看来，北岛显然不是说特氏的影响比诺贝尔文学奖大，我个人认可并理解所在是：一位终生从事纯诗写作的诗人，一位始终坚执于不为声名、持久创作的诗人，一位视诗歌创作为身体中流淌的血脉一样必要的诗人，一位完全和诗歌融合的真正的诗人，他的作品，他的存在，已经远远重于任何奖项和物质的评定。这本身就已经解构了消费时代的商业核心，特氏成为后工业时代独特的镜像。
特氏的创作历程，出奇的持久、稳定，20岁时，他就如同一位智慧的老人，不为外界干扰地创作，独立于纯粹自主的诗歌世界。在这里，我们共同回顾一下特氏出版诗集的情况，相信大家自己就能捕捉很多思考点。特氏陆续出版的十一部诗集和时间如下：《诗十七首》（1954）、《途中的秘密》(1958)、《半完成的天堂》(1962)、《音色和足迹》（1966）、《看见黑暗》（1970）、《小路》（1973）、《波罗的海》（1974）、《真理障碍物》(1978)、《野蛮的广场》(1983)、《为生者和死者》(1989)、《悲哀贡多拉》(1996)。特氏一生创作了163首诗，稍加注意诗集出版的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稳固的规律：他大约每隔四年出版一部诗集，平均一年只创作四、五首。从诗集出版时间看，他创作产量均匀,结集周期始终保持稳定规律的节奏，而且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经由时间的检验和审视，足以说明他是一位极具韧性又十分从容，且不被功名牵引的诗人，社会时局的动荡、政治经济的变迁、文艺思潮的拥卷、诗人彼此之间的挤压都无法抵御诗人强大的内心力量，他是一位站在社会广场之上的智者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