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第8卷研读笔记,供大家参考。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3-115）
中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 是早已过去了。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 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 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
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 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 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 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 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 其实反革命的发生， 如果不是仅仅表现为一时的局部的打砸抢烧，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
看不到这些背景， 而将其归咎于少数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和欺骗， 就只能说明一个半世纪前就已过去了的迷信还在一些人身上重现着。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决定某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 优点、 缺点、 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 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1848 年 2月和 3 月突然爆发的运动， 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 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 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 ——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
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 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
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
从具体情况来看， 这种回答也许正确， 也许错误， 但在任何情况下， 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 甚至不能说明， ‘人民’ 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 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如今一些人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归结为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几个高级间谍。
尽管这些特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 他们还没有神圣到可以改天换地。
在谈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时， 恩格斯提到，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 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 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 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 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
同时， 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 交通的蒸汽化， 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 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 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 力量集中起来了。
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 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 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
……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 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 后来， 在 1849 年， 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 如今的中国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取得极其显著的成效， 而走向共同富裕还迟迟没有起步， 财富的不断增多和市场的不断扩展， 中国的资产者即便还没有形成阶级， 他们也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
他们发现他们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尤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保护环境与劳动者的法律等而得不到满足。
同时， 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也使得他们的利益一致起来， 力量集中起来。
因此， 我们也同样看到新西山会议派这样的核心分子的出现和提交出来的零八宪章。
在谈到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连自卫都宁肯放弃时， 恩格斯指出， “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
1848年 6 月巴黎的失败和 10 月维也纳的失败， 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是 2 月和 3 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
也许， 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 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 他们会在活着的人
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 而在革命时期， 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
当然， 在一切斗争中， 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 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 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 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 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这段话不仅对于军事阵地是适用的， 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阵地和学术阵地。
在谈到德国的斯拉夫人时， 恩格斯指出， “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 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 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这些垂死的民族， 如捷克人、 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 都力图利用 1848 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状况〕。
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 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 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 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 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 这个事实还证明， 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 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 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 （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 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
的边界时， 这种趋势才会停止； 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
当然， 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 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 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 ……泛斯拉夫主义 （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 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 同时， 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 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
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
在德国、 匈牙利是这样， 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
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 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 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 他们是罪人。
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 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 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
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 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
‘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 在他们 1848 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 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 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
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
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今天中国的一些藏族和维族的分裂分子也同样是人民事业（甚至也是他们个人家族， 如热比娅家人对她的质疑）
的叛徒， 是美国政府的各种阴谋的主要支持者， 在所有革命的民族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心目中， 他们也是罪人。
与当年德国不同的是， 中国的工农革命使得如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是属于革命的民族， 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
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的表现远不同于它在其它国家的表现。
建立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 个别的、 局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的经济成份和某些试图倒退到上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历史状况的阶级成份所造成的。
只要今天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能够坚持强化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消除非先进性因素的影响， 民族关系就会成为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在谈到对民主派先生们的看法时， 恩格斯指出，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 判
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 而是看他的行为； 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 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 不是看他没有做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没有。
例如， 有人曾经指出， 在今天的中国， 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 或者对这种批判保持沉默的人， 是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 不宜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尽管进行了这种批判的人也许是出于种种原因， 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总比前面那些人要强一点。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17—227）
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既然不能选定条件， 当然更不能照搬其它条件下适用或不适用的模式， 比如三权分立什么的， 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
因此， 科学的理论分析远比曾经的结论重要， 当然更比不科学的理论重要。
只有把握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 我们才能在任何直接碰到的条件下科学地因而也是低代价和高效率地发展自己。
而这种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在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时， 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革命， 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 总是突飞猛进， 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 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 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 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 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 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 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相反地， 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 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 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 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 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 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 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 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 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 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 再三往后退却， 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 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 就在这里跳跃吧！”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从一种不太完善的剥削形态转变到一种更完善的剥削形态，而且只是“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 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其统治者的变化不大， 革命自然是为时短暂的。
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 只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
这样看来， 前苏联的崩溃不是历史的倒退， 而是“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
如今有些人强调什么不能走回头路， 多一点国有经济就让他们大叫不已。
其实，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从来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
在消除了“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 弱点和不适当” 之后， 重新开始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再作一遍是历史的必然， 没有任何人、 任何集团能够阻止这一点， 至多只能滞缓一下。
在谈到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集团的分离时， 马克思指出， “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 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 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 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
当然， 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 个人的仇怨、 忧虑和希望、 偏见和幻想、 同情和反感、 信念、 信条和原则， 这有谁会否认呢？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 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 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
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
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 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 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 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
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 那末这只是表明， 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 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 今天， 西方经济学界也存在凯恩斯主义、 货币主义等各个学派， 研究这些学派时不应只看到它们不同的言辞和幻想， 而应当去分析他们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哪些集团的实际利益。
其实， 这些学派的盛衰无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 “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 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 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 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 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 这段话指明了议会制的本质。
一些人试图在中国推行议会制， 只不过是企图实行资产阶级的统治。
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不会是议会制， 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谈到民主派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 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 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 马克思指出， “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 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 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